高西庆先生
口述人简介：
姓名：高西庆
1953年，出生于陕西
1970-1973年，在陕南秦巴山区修建襄渝铁路
1973-1974年，在西安847厂当机修钳工
1974-1981年，在北京外贸学院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2-1988年，攻读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毕业后在华尔街做律师
1988年，回国参与联办创建
1988-1999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导;其间1992-1995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1997-1999年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1999-2002年，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2003-2007年，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2007-2014年，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投资官
2014-2019年，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席教授、杜克大学校董等
2019年至今，任对外经贸大学红天讲席教授
高西庆说
很多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实都应该遵循市场的规则，强制、管制的方式会人为地造成市场供需的不平衡。而解决的根本在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像深圳，在短短的过去三十多年里，能够从一个几万人的小渔村发展到今天，这么巨大的一个一千多万人的世界性都市，最重要的就是深圳人的创新精神。深圳人民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真正的价值规律，而不是相信什么说法。
深圳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我最希望还是深圳能够继续不忘初心，保持一个改革开放前沿实验区的初心，充分地利用所获得的一切知识、一切成果去发展自己，如果深圳人都能这么做的话，深圳还会继续往前走。
高西庆
1970年，我被派到大山里去修襄渝铁路。那期间我和战友一起办了一个夜校，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我教哲学和数学，我的一个战友教政治经济学和物理，然后还有两位战友教化学、英语，总共六门。那会儿只要任何有字的东西，我们都是如饥如渴地去看，包括那时接触到的政治经济学，也为后来理解资本市场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当年我对于资本市场功能并不是完全不熟悉，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多少能够知道一点，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把工厂变成股份制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等等，这个多少知道一点。
1973年，修完铁路回到西安，我被分到了一家兵工厂当工人。1978年，我本科毕业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外经贸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被派往美国学习，读了杜克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并考取了纽约律师资格，然后在华尔街当律师。到了华尔街以后亲眼看到的，亲身体验到的，跟此前自认为懂得的那一点东西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时的成熟资本市场，运作有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各种各样极大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产品，还有各种精致的机器，各类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对我来说，这些方面印象是很深刻的。当年我们一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的银行、交易所这些机构都是贬义的东西。当亲眼看到后，就会发现并不是跟资本主义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是肮脏的东西，都是坏东西。我们把里面的一些好东西拿过来，把他们创造的许多机制借鉴过来，现成的，就可以用。这一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见证美国股灾
萌生建设中国股市构想
1987年10月19日，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那时候我正在美国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当天早上十点多到了办公室，发现有些不对劲。所有人都板着脸，觉得好像非常重大的危机发生了。
我的秘书跟我说，“你还不知道吗?股市发生大的问题了。”
我问，“发生什么大问题了?”
秘书说，“股市掉得一塌糊涂。”
我说，“股市每天不都上上下下吗?”秘书说，“这不是一般的上上下下，这是crash，你知道crash是什么意思吗?”
那一天，美国股市掉了将近25个百分点，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大的震动，突然发现好像有很多不理解的东西。像这样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对我而言是头一次。
这个事，我一开始觉得仅仅是华尔街的事情，想着看看学习一下，但是并没有觉得跟自己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当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接到中国总领馆的电话，希望把我们华尔街几个中国留学生召集到一块儿，跟总领事讲一下这场危机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可以呀。”他说，“那一会儿我给你们准备饭。”我说，“什么?不是今天啊，今天大家忙死了，换个时间吧。”他说，“不行，就得今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什么原因，必须今天!”
于是我打电话约了王波明，我们一起去中国领事馆。去了一看，偌大的屋子里坐了大概至少二三十个人。后来总领馆的人介绍说，这都是总领馆所有跟经济有关的代表，包括中国当时在美国的窗口公司代表，还有当时驻美国的媒体代表等。我们挺震惊的。后来那位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们去讲课的领馆商赞处领导告诉我说，这次之所以把大家召集起来，是因为中央要了解美国这场危机到底怎么回事，以及这场危机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事对我触动很大。王波明后来说，“好家伙，之前咱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