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广州康立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立明生物”)正式宣布完成5.6亿元规模D轮融资。本轮融资再次获得顶级投资机构青睐,由阿里巴巴领投,老股东IDG资本继续加持,华兴资本旗下华兴新经济基金、基石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跟投,华兴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除核酸检测外,肿瘤早筛毫无疑问是2021年分子诊断领域最热门的赛道。作为能够挽救肿瘤患者生命的重要方式,肿瘤早筛被生物医药企业争相竞逐,也收获了资本的热捧。
某早筛领域观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资本的大量涌入有助于肿瘤早筛行业“出圈”,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其中,形成良性竞争,助力早筛行业的快速发展。
早筛行业受资本热捧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癌症成为对人民健康的最大威胁,而中国的情况尤为突出。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2015年恶性肿瘤发病人数约392.9万人,死亡人数约233.8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分钟约有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近10多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均呈持续上升趋势,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保持约3.9%和2.5%的增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近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中国新发癌症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为457万例、300万例,分别占比23.7%、30%,均位居全球第一。
早诊早治成为提高癌症生存率的关键。据统计,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五年生存率为73%,而晚期NSCLC的五年生存率仅为13%;早期肝癌(HCC)五年生存率超过60%,而晚期肝癌生存率只有10%;如果在癌前良性阶段介入治疗的话,比如结直肠腺瘤阶段,切除之后则可基本完全治愈。
早在2019年,“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就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近年来,国家层面也对肿瘤早筛给予了高度重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就指出,要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推动癌症脑卒中冠心病等慢性病的机会性筛查。
肿瘤早筛行业也因此备受市场关注,大量资本持续注入,为行业蓬勃发展筑下基础。
据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统计,2021年前三季度,六家中国肿瘤早筛公司陆续进行融资,分别是莱盟君泰、昂凯生命、腾辰生物、和瑞基因、聚禾生物和吉因加科技。其中,吉因加科技本次为C轮融资,在披露的融资金额中位居第一,总额为1.16亿美元。
作为肿瘤早筛领域的标杆企业,康立明生物以拳头产品长安心大肠癌无创基因检测试剂盒在市场崭露头角。继2020年9月完成总额6亿元的C轮融资后,康立明生物今年再次斩获5.6亿元D轮融资,并收获阿里巴巴这一强劲合作伙伴。
阿里巴巴战略投资部投资总监苏志强表示:“优质的肿瘤早筛产品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长安心’获得了市场和行业的高度认可;公司丰富的管线及在研产品,能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肿瘤筛查解决方案。我们相信康立明生物团队的创新能力,阿里在大健康、互联网医疗、医疗保险等领域广泛布局,将为康立明生物早癌筛查赋能,助力康立明生物成为行业龙头企业。”
此外,受访专家认为此轮融资也将对肿瘤早筛行业发展带来有利影响。
“一方面,大量资金的涌入将会促进早筛行业做大,行业内其它企业也将同时获得资本的青睐,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会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行业将形成分化,头部企业将更加突出,而资本是其中重要的推手。”康立明生物创始人邹鸿志表示。
探索基层早筛可持续模式
根据美年大健康数据显示,2018年公司共为3000万人提供了专业体检服务,其中重大阳性筛出率超过5%,意味着至少每年约有150万人处于重大疾病风险预警。
以结直肠癌为例,《中国早期结直肠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2019,上海)》指出,早期筛查对于肠癌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我国早期结直肠癌诊断率低于10%,结直肠癌5年生存率远低于美国及日韩;而早期结直肠癌治疗后5年生存率将超过95%。
肿瘤早筛将会成为挽救肿瘤患者的重要方式。然而,尽管有着数据支撑,如何突破市场认知度较低的难题,对于企业来说仍不容易。
邹鸿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很大一部分人仍讳疾忌医。“他们总觉得不查就没有事,所以肿瘤早筛的市场教育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诚如邹鸿志所言,我国肿瘤早筛市场教育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市场对早筛产品认知不足,市场渗透率低,目前仅有江苏、广东、湖北等省份开展了早筛普及项目,这样的推广力度无法满足中国早筛目标群体约五亿人的市场需求。
除此之外,医保未覆盖、肿瘤筛查费用偏高也是居民不愿检测的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宋尔卫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乳腺癌为例,三甲医院的收费标准为乳腺B超130元/次,钼靶230元/次。40岁以下,一般行超声检查;40岁及以上,需同时行B超和钼靶两种检查。总的算起来,一次乳腺癌筛查大概需要130元至460元。而我国目前的医保政策未涉及筛查费用,定期筛查所需的花费会降低普通民众参与筛查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