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大家的期待中终于发布了。获奖者是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一位是戴维·卡德(DavidCard)，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他的贡献在于用严谨的实证方法揭示了劳动经济学中的一些“异质性”现象，属于应用计量的范畴。而后两位学者，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D.Angrist)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吉多·W·因本斯(GuidoW.Imbens)教授，他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同样获得今年诺奖殊荣的理由是“奖励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的贡献”，尤其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论计量上有了全新的突破，影响了经济学后来的研究方法。虽然今年经济学诺奖信息发布延迟了些，但它释放出未来经济学发展的取向的信息依然十分明确，甚至在众多候选人和候选领域中，今年诺奖给了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的微观计量经济学家，也是在情理之中。那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今天十分关键的就业政策的效果、收入分配的效应乃至由此引发的政策设计的科学性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革新经济学中因果推理的方法

由于经济现象存在内在的特殊性，这一点可能在很多人文社科中都普遍存在，即经济现象不可能再完美重复发生，而且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之间也存在较强的相互依赖性和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如果我们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找到其中客观的规律(经济学常说的因果关系)，甚至把它们是否存在依赖关系的内在规律也认知错误(相关性当成因果性，因果性问题却做出因果颠倒的判断，甚至没有的相关性也在夸大它们存在着相互的依赖性甚至衍生出更为离奇的因果性判断等问题)，那么，后续的政策设计就可能无效，甚至事与愿违，而且效果适得其反。今年经济学诺奖颁发给三位做微观计量研究的教授，也是在提醒学术研究和政策设计者千万不能在对经济现象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去追求揭示规律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的“完美性”。

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中因果推理的传统方法依赖于结构方程模型，也就是说，基于理论给出的逻辑性形成描述经济行为关系的方程组做出的推断，关于这个特征可以参见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rygveHaavelmo(1943、1944)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然而，这种结构方程方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了建立因果关系，所提出的结构方程必须要确保它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自圆其说，而是要经得起数据统计意义上的检验，甚至这种检验还要确保容忍的“偏差”足够小的条件。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种被微观计量经济学家戏称为“先入主见”的想当然的检验方法，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问题而经不起他们严格的推敲了。这次这三位微观计量经济学家突破了仅限于理论上的合理性研究的框架，而是重视理论的现实意义去寻找识别内在规律的科学方法，正是这种基于实践和实验的科学态度才获得了他们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力，这些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不仅成为劳动经济学研究普遍接受的方法，而且已经广泛地拓展到教育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各个领域。这三位作者的很多研究也给我们展示了研究方法的广泛的应用场景。

研究领域的领头羊和热心的教育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作者既是研究领域的领头羊，又是培育后代热心的教育家。比如，戴维·卡德于1991年至1995年担任美国顶级学术期刊之冠的《计量经济学》主编，2002年至2005年又担任和《计量经济学》影响力并驾齐驱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的联合主编。1995年就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小诺奖)，该奖项每隔一年颁发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被认为对该领域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2006年，他共同获得IDA劳动经济学奖：2015年获得BBVA知识前沿奖，2007年被计量经济学会授予弗里施奖章。

他的杰出贡献是构建了一套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即称为基于自然实验的新的可信证据。在20世纪80年代末劳动经济学家转向利用自然实验产生的数据。系统地使用准实验来解决对经济和社会政策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很快这个潮流就改变了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这一变化主要不是关于使用新的经验方法，而是关于如何处理一个因果问题。自然实验要求研究人员了解决定哪些单元接受哪些处理的过程。因此，新的方法需要理解识别信息的来源，也就是说，它需要关于自然实验的制度知识。所以，卡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系列论文中，对几个世纪以来的问题进行了严谨和透明的分析，如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教育投资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通过以新颖的、先验的、更可信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卡德能够得出新的、更可靠的答案。由于卡德发起的这类研究以及随后的年轻追随者继续深入的探索，使得我们今天对政策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潜力，移民对工资和就业差异的影响以及企业在塑造收入方面的作用等问题，都有了更好的重新的理解。

而因本斯和安格里斯特(1994)在他们开创性的论文中，则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在不限制研究对象行为的情况下(否则很可能会产生选择性的偏差)，当人群的反应有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