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印发，这是A股历史上首个由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专门文件。同时，证监会连续三场新闻发布会将严打证券违法违规的声浪推向了高峰。

一份顶层文件、三场发布会，成了对试点注册制改革两周年的精彩注解。

两年来，注册制改革厚植了资本市场法治土壤。随着注册制改革向深水区推进，证券监管执法将在法治化的道路上走向新的实践疆界，让这场肩负资本市场深化改革重任的“试验”摆脱最初的稚嫩，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扎篱笆，法治供给“有闭环”

追根溯源，市场法治建设衔枚疾进的两年正是注册制从原点划出“生长曲线”的两年。

当注册制改革把决定权交还给市场，也给出了“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命题，加速基础法律制度的“更新迭代”，让证券领域的立法导向、刑事制度的完善、司法机关的配套保障三者的目光更为聚焦和统一：提升证券违法犯罪成本，保护投资者权益。

由此，市场法治建设日臻完善。2020年3月，新证券法正式实施，除了确立证券发行注册制度，最令市场热议的当属引入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和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对违法行为的行政追责力度加大：处罚标准由原来的一至五倍提高到一至十倍，最高定额罚款从原来的60万元抬升至2000万元;紧盯“关键少数”责任的“双罚制”应运而生，除发行人之外，欺诈发行的直接责任人、指导欺诈发行的控股股东、实控人，也被“圈定”为高额行政处罚的对象。

司法保障的步调保持高度一致，力度空前。为保障注册制改革，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这是最高法首次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出具专门的系统性、综合性司法文件。同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亦出台相关意见，提出建立健全金融审判机制、依法惩治涉科创板刑事犯罪等多项具体措施。一个月后，作为试点集中管辖涉科创板案件的专门法院，上海金融法院聚焦各项措施的可操作性，紧扣审判执行工作推出了配套保障措施。

司法审判的标尺也更为统一。2019至2020年，最高法先后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对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审理涉及的重大性、案件移送、代表人诉讼等认定予以规定，统一了裁判尺度。2020年7月31日，最高法正式发布《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高效、透明、便捷、低成本的审理原则，解决了特别代表人诉讼中诸多实践难题。

“刑事追责”在高涨的呼声中迅速升级。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发布。修改后的刑法大幅提高了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三类犯罪的刑罚力度，突出强化对控股股东、实控人犯罪的刑事制裁，充分发挥“重典治乱”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