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深刻影响、变革当今社会结构的新时代，不仅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完成了转型，智能化技术的引入还驱动着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各级地方政府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结合地方特点开展了一系列的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创新实践活动，如：广东省的“数字政府”改革、上海的“一网通办”、浙江省的“数字化转型”等。

总结目前的成功样本可以发现，“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平发展”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往往是从需求和资源两个端口切入，并紧紧地抓住了“需求锚定”和“资源匹配”这两个关键要点。

需求锚定：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投射与建设指向

以需求为导向制定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规划目标和核心定位，列出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清单，不仅有助于为相关改革举措争取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感，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未来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可能性阻碍。

对广大企业、群众而言，传统的公共服务水平已不能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围绕自然人和法人两个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的事项覆盖面不够广，一些高频事项线上线下融合度不高，更多地仍停留在“一个事项一次办”的层面;二是省域、市域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办理标准一致性程度不够高，地区间的差异仍然存在，没有真正实现“跨域通办”;三是受旧有审批流程、数据共享等因素影响，部分高频事项、关键事项的办理周期长、数字化程度低;四是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性依然较弱，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沟通渠道不足、沟通成本高、沟通效率低等问题，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效率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具备对上述问题带来巨大改观的潜力，政府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要始终锚定服务对象的需求。一要把需求侧思维贯穿于顶层设计始终。要像企业做市场调研一样，深入调研企业、群众需求，制定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总体规划，统筹考虑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问题，实现集约共享、部门协同、区域联动、一体推进。

二要把需求侧思维贯穿于建设工作始终。根据需求侧差异，分类别、分层级地推进建设工作。对云、网络、政务数据中心等通用型基础设施要加强统建、统管，对一体机、视频感知等存量设备及旧有资源要强化整合、利旧;对平台、系统的建设要把握好其功能定位，搭建普适性更强的系统架构，开发更加灵活的轻型应用，让平台的覆盖面更广、适应性更强，让系统的可整合度更高，再次开发成本更低。

三要把需求侧思维贯穿于运营工作始终。短期建设，长期运营。要把对需求侧的理解融入运营的全过程，借鉴小步快跑的迭代运营不断优化功能模块，不断丰富供给侧服务，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感。建立“试客”和“体验官”机制，引入专业和非专业的第三方力量开展常态化的运营监测，建立专门的BUG库，不断修复完善。

四要把需求侧思维贯穿于业务流程再造始终。以最大限度便民利企为出发点，深化简政放权，推动更多审批事项下放，全面优化原有审批流程，特别是跨部门、跨层级的审批流程，减时间、减材料、减环节、减跑动，真正实现业务流程重塑。同时，在精简事前审批的基础上，要依托技术手段强化事中、事后监督。

资源匹配：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理想设计与优化方向

随着企业群众对公共服务数字化能力需求不断提高，政府部门除了吸纳、培养既熟悉业务又精通技术的综合性人才之外，另一可行的路径是把市场、社会和政府联系起来，建立分工协作、多方参与的多元化互动模式。政府应当认识到，随着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深入发展，政府不能扮演全部角色，在充分发挥主角作用的同时，逐渐体现总导演、总编剧、总监制的作用，调动更多力量参与数字政府改革，使得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参与主体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转变。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深度参与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发挥其技术优势、资源优势以及其更贴近用户、更了解用户的优势。

政府资源有限，要在数字化转型中取得实效，需要更加科学精准地匹配资源。首先，要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上匹配资源。聚焦云、网络、数据库等基础型设施，特别是算力类、感知类、新技术类基础设施建设，在关键领域的数据计算、视觉智能计算、物联网引擎等方面加大资源投入，体现基础设施建设在集约、安全、高效方面的优势。

其次，要在重要平台建设上匹配资源。深化政务服务、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社会治理、执法监管等数字化平台应用，持续迭代升级功能模块，加强多源数据汇集，完善经济运行风险识别预警感知防范化解机制，打造宏观调节与微观服务联动、场景应用与技术支撑融合、数据输入与方案输出相衔接的经济中枢。

再次，要在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上匹配资源。建立数据共享标准、数据治理标准、业务管理标准、技术应用标准、政务服务标准、安全运营标准、系统集成标准等规范标准，探索建立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政务信息化标准体系，推动标准有效实施。坚持系统建设和标准提炼相结合，以制定标准的方式来总结建设经验，推动系统互联互通，加快试点应用的复制推广。构建“数字化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