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的提出对贝克休斯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我们已经在2019年提出了减排和净零排放目标，也正在从传统的油气行业全产业链设备及服务企业向能源技术企业转型。在稳步推动油气等核心传统业务减排增产以保障充足的现金流后，我们正在积极地投资布局油气领域之外的新业务、新技术。”贝克休斯公司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曹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说。

作为成立超百年的跨国油气行业全产业链设备及服务巨头，贝克休斯在最近几年一直处于变局之下。2019年底，贝克休斯正式从GE独立出来，并且提出自身的碳减排目标，大踏步地投资发展能源技术和新的业务线，推动企业定位向能源技术公司转变。

贝克休斯目前的四大业务板块包括油田服务、油田设备、透平机械与过程装备、数字化解决方案，由此可以看出该公司在能源领域进行全产业链发展的雄心。无论是二氧化碳捕捉利用及封存技术，还是氢能、地热业务等其他储能方式，贝克休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了相应的和能源转型领域息息相关的业务线布局。

对新业务如此积极快速的布局，在曹阳看来，是贝克休斯为新的能源发展局面所做的准备工作，“我们期盼着相应领域内的政策早日出台，但对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政策出来的时候就做好业务和技术上的准备。”

更关注CCUS技术

《21世纪》：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中国需要在达峰后的30年里完成碳中和进程，如何看待这一目标?

曹阳：这确实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重大承诺，伴随这个承诺也有很大的压力和挑战。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理解，甚至并不知道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于欧洲来说，早已实现碳达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基本上有大约70-80年的时间。中国只为碳达峰到碳中和留出了30年的时间，所以压力是很大的。

碳排放权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展权。人类的工业活动、能源活动都面临着碳排放的问题。人均碳排放就像是人均GDP一样，与每个人的耗能挂钩，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社会或集体的生活质量或幸福程度。大致来说，中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值还低很多，所以人民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就可能导致更高的碳排放量。

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还没有达到相对高度的碳排放的情况下，就开始提出一个约束性指标，这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都很大。在同时还面临着发展问题的时候，中国对减排是非常严肃且坚定的。

《21世纪》：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在这个过程中大幅下降，如何看待这一转变?

曹阳：在能源结构上进行调整，化石能源的占比要下降，全球可能有平均的走势，但当具体到某个国家，甚至某个具体的省市时，挑战还是不一样的。需要从能源的获得性上考虑，要可持续，还要负担得起。

从贝克休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在真正碳中和之后，完全不使用化石能源的可能性依旧较小，只不过比例会降低，并且在这个有限的比例里，天然气应该会占较大比重，石油的比例会低一些，煤的使用会更低。

由此看来，我觉得倒不存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对立，我们只要想着怎么把可再生能源做得更好就行了。现在看来，至少在之后的10-20年之内，化石能源还是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种智库的预测基本都认为碳中和后还会有一定比例的石油和天然气，即使如此目前中国的油气产能也无法完全支撑那时候对油气的需求。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这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具体到工业领域，则首先要考虑能效的提高。仅就能效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民用的变频空调、燃油车能效提升等。还有从能源使用的角度看，我们更关注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它是解决二氧化碳排放“最后一公里”的技术和手段。因为即便有各种减排和提升能效的手段，最后还会有相当比率的二氧化碳排放只能通过CCUS技术来实现碳中和。

稳定资金链，大胆投资新技术

《21世纪》：对于贝克休斯来说，“双碳”目标意味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贝克休斯做了哪些发展战略上的调整?

曹阳：贝克休斯是一个起身于石油天然气行业，提供设备和服务的公司，我们现在正转型调整成为能源技术公司。像国内大部分油企一样，除了现有正在运营的业务做了工业模式上的调整之外，更多将“双碳”的要求理解为高质量发展。对于贝克休斯来说，2019年初，就已经承诺到2030年减少50%的碳排放，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自2012年以来，贝克休斯的碳当量排放已经减少了约31%。

这是我们对自身管理运营资产的目标，同时我们所服务的市场、客户也在按照这个方向去调整，所以我们的挑战在于怎么把贝克休斯百年以来的运营模式和技术转型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而这个方向又正是“双碳”目标所需的产品和技术。

首先是升级核心业务，即调整并持续聚焦当前业务，提高能效降低排放，以提高利润及现金流。因为至少在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之前，这是我们的立足之本。

其次，投入拉动增长。通过加大投入，推动现有优势领域相关联的高速增长。

最后，要布局最新前沿，做战略性“赌注”决策，以推动能源及工业领域的脱碳。将原有业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