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型资管机构依然认为自己低配了人民币债券，需要将人民币债券配置比例至少达到“标配”水准。

6月人民币汇率冲高回落，无碍境外资本持续加仓人民币债券。

7月5日，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6月份债券托管量最新数据显示，当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面额达到32998.35亿元，较5月份环比增加365.73亿元。

通过梳理今年前6个月境外机构每月增持人民币债券额度，记者发现今年上半年境外机构累计增持人民币债券达到4149.91亿元。

一位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债券还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状况，具体而言，1-2月份的月均增持幅度约在千亿美元;3月受制美联储提前收紧QE政策预期骤然升温与美债收益率快速走高，以及境外机构年度财报会计(抛售盈利资产提升业绩表现)等因素影响，当月增持幅度不到百亿元;但从4月起，境外资本月均增持人民币债券的额度又回到约500亿元。

“尤其在5-6月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期间，境外资本仍稳步增持人民币债券，凸显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与大型资管机构依然将人民币债券视为重要的避险资产与稳健收益来源。”他分析说。

记者多方了解到，尽管下半年美联储提前收紧QE政策、中美利差趋窄等因素可能会令海外资本增持人民币债券步伐趋缓，但他们加码人民币债券的态势不会改变。究其原因，一是境外资本的人民币债券持有量占比不到3%，仍低于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9%，令海外资本仍有巨大的增持人民币债券空间;二是当前全球疫情形势多变，加之越来越多国家面临通胀走高与经济增速放缓压力，令人民币债券的避险属性将进一步增强。

“更重要的是，相比2013年美联储突然提前收紧QE政策引发缩减恐慌(令全球资本纷纷撤离新兴市场避险)，如今大型资管机构早已对美联储提前收紧QE做好准备，因此他们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等新兴市场资产的步调不会扭转。”布鲁德曼资产管理公司市场策略师OliverPursche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说。

境外资本人民币债券配置比例仍较低

上述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整个上半年，境外资本增持人民币债券的额度高低，主要受到四大因素影响，一是全球疫苗接种与疫情防控进展，二是美联储提前收紧QE政策预期变化，三是中美利差收窄，四是人民币汇率涨跌。

具体而言，1-2月受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但中国经济率先大幅复苏反弹的影响，境外资本月均增持人民币债券额度超过1000亿元。但到了3月份，受美联储提前收紧QE政策预期骤然升温、10年美债收益率一度快速飙涨至1.75%等因素影响，海外资本当月增持人民币债券额度不足百亿。所幸4月起，海外资本增持人民币债券的热情再度回升，令二季度月均增持幅度徘徊在约500亿元。

“这背后，我们发现5-6月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似乎没有影响到境外资本的增持节奏。”他指出。究其原因，一是海外大型资管机构与海外央行机构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早已做好套期保值与风险对冲;二是众多海外投资机构发现5-6月中美利差明显回升，其利差走阔幅度足以抵消汇率风险对冲的额外支出，令人民币债券投资的实际收益依然相对稳健。

此外，众多境外大型资管机构注意到自己的人民币债券配置比例依然较低——相比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债券投资占比达到6%-8%，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债券占比不到4%，明显低于中国的全球经济贡献度;此外，人民币债券的波动性较美债更低，有助于降低他们全球债券投资组合的净值波动性。

一位欧洲大型资管机构亚太区首席代表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5-6月境外资本增持人民币债券额度之所以低于1-2月，也与全球资本加大新兴市场债券分散化配置存在密切关系。

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流入新兴市场债券市场的全球资本达到189亿美元，其中64亿美元流向中国债券，占比约在33.8%。但在今年前两个月，流向中国债券的全球资本占比超过60%。

“这背后，一是疫情状况好转令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正获得新的复苏动能，吸引全球资本加大配置;二是6月人民币汇率冲高回落，或多或少令部分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债券步伐放缓——他们更愿等到人民币汇率企稳，再进一步增持人民币债券。”他分析说。

高收益债券投资升温

随着下半年美联储提前收紧QE政策预期持续升温，是否会改变海外资本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态势，颇受金融市场密切关注。

记者获悉，当前不少华尔街投资机构担心美联储提前收紧QE政策或令全球投资品种估值面临较大调整，可能会改变全球资本投资流向——若美债收益率快速反弹与美元指数持续反弹，下半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将会有所回落，进而令境外资本增持人民币债券额度随之减少。

“不过，目前我们尚未看到全球大型资管机构放缓加仓人民币债券的迹象。”上述欧洲大型资管机构亚太区首席代表向记者透露。究其原因，全球大型资管机构依然认为自己低配了人民币债券，需要将人民币债券配置比例至少达到“标配”水准;此外，全球疫情变化不确定性与各国经济遭遇不同程度的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