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所在。

在此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战略、土地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应该如何更好地推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就此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

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建党百年，我国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辉煌成绩?

陆铭：100年来的征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949年以前，经过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第二阶段，就是1949年到1978年期间，这个阶段主要是一方面建设了完整的经济体系，另外就是通过扫盲运动、全民卫生运动，在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取得了进步;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至今，4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重新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国内外的资本、技术和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获得了非常快速的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这么快速的经济成长，这在全世界人类历史来讲，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在40多年发展过程中，中国坚定了市场化的改革决心，提出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并且也非常明确要持续地推进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一方面因市场化和开放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同时也让市场化和开放这两个理念深入到中国人民的心中，这对中国接下来取得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8%，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4%。在40多年的时间里，平均每一年城镇化率就提高超过一个百分点，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

《21世纪》：“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新型城镇化战略应该如何更好地推进?

陆铭：我认为新型城镇化战略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集聚和平衡之间的关系，要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的过程中，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城镇化是一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城市拥有更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和服务的多样性，能够吸引资源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与此同时，在发展以海运为主要手段的国际贸易方面，一些有优势的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经济发展更快的态势。

生产要素向少数地理条件较好的地方集中，这与我们传统上强调经济资源均匀分布的观念，形成了一定冲突。因此有一段时间，社会各界都主张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把一些经济资源引导到缺乏地理优势的地区，这就客观上形成了经济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分散发展，与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要求生产要素集聚，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因为在区域经济问题上，没有在理论上解释清楚集聚和平衡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现代经济的发展，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里，都说明经济的集聚可以伴随着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在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均等化。我国过去将近20年的发展也有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平衡发展理解为人均意义上的差距缩小的话，中国今天正在出现的态势是，经济和人口在向少数地区集中，但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南北之间的人均GDP差距都是缩小的。这就是发展理念的变化。

未来中国如果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所提出的，要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发展中营造平衡，那么，我认为下一阶段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就可以走得更加健康和可持续。

《21世纪》：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落户门槛应该如何降低?公共服务资源如何按常住人口配置?

陆铭：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落户门槛已经在制度上放开，而且最近改革的进程还有所加快。接下来要在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打一场攻坚战。

相关的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和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中，在当地居住超过五年的约50%，其中居住超过十年的约20%，但都没有户籍。国家层面已经非常明确，未来要加快市民化的进程，要确保在积分制度当中，以实际的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来作为积分的主要标准，相应地降低教育水平的权重。我认为这是实事求是，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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