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十四五”时期我国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需求更为迫切。

近日，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和国家卫健委共同制定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印发，“十四五”时期我国养老、托育的建设蓝图日渐清晰。

根据《实施方案》，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一步深化养老托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体系，更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与此同时，这也与我国放开三孩的生育政策相适应。

“托育和养老是直接影响我国人口质量的两个重要环节。我国之前的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发点是刺激生育率的提升，但是效果却不如预期，背后就是托育的成本太高，而且托育机构太少，导致生育意愿不强。”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广东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秘书长、红树林高级督导级别心理咨询师叶英扬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包括托育在内的配套措施逐步落实，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整体来说社会配套措施的完善，确实会降低生育的压力。

应对低生育意愿

在放开生育三孩的政策落地之后，近期多地都在对生育意愿进行调查。

近日，为了解西安育龄青年对“二孩”“三孩”的生育意愿，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在西安市抽取100位育龄青年开展专项调研，显示67%的育龄青年只愿生育一个孩子;23%的育龄青年愿意接受“二孩”;可以接受“三孩”的只有8%。

其中，收入越高，“二孩”“三孩”生育意愿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三孩”生育意愿越低。同时，年龄越大，“二孩”“三孩”生育意向越强。

济南“三孩”生育意愿调查也显示，20至25岁年龄段受访者均没有生育三孩的意愿，25至30岁年龄段6.5%的受访者有生育“三孩”的意愿，30至40岁年龄段6.1%的受访者有生育“三孩”的意愿，40岁以上年龄段7.0%的受访者有生育“三孩”的意愿。

同时，在被调研对象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受访者中，生育“三孩”的意愿最高，占比14.3%;月收入30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均没有生育“三孩”意愿。

叶英扬表示，目前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偏低有多个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和中年人相比，青年人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而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很多青年人也更不受传宗接代的观念的影响，希望生活更自由一些。

“而且现在社会的很多保障性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如果真要生育“三孩”，幼儿园、小学的学位是不是够?孩子生病了，儿科医生是不是够?”叶英扬表示。

她指出，很多高收入的家庭并没有生育“三孩”的意愿，也与竞争压力有关。因为收入高就意味着职业压力大，特别是一些职场女性，确实有可能因为生育孩子而导致职场上升空间的降低，甚至可能不能再获得升职的机会。

尽管出现年龄和收入上的区别，整体来看“三孩”生育意愿并不高，这是为什么?

一位职场妈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没有生育“二孩”，还远没到考虑生育“三孩”的阶段。“我身边认识的一些职业女性，有的在生完“二孩”或“三孩”之后就离开了职场，在长辈并不能很好地帮忙分担照顾小孩责任的情况下，职业女性几乎很难兼顾工作和照顾两到三个小孩，这是考虑是否生“二孩”或“三孩”最大的顾虑。”

《实施方案》也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而当前托育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既面临需求不断扩大、投资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设施缺口大、运营成本高、人才供给不足等挑战。

换句话来说，生育孩子导致经济负担增加，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职业发展受到影响，这就要求社会托育服务跟上发展的需求。

董登新表示，“不愿生”的背后，一方面是生养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生养的环节缺少社会公共服务的配套。这是“欠账”，需要及时弥补，所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对托育服务的建设。

从生育意愿的调查也可以看出，其实很多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可以负担起生育孩子的费用，但是由于职业和生活压力大，他们中很多人反而不愿意生育“三孩”，这就需要社会服务机构的进一步介入，尤其是托育机构的介入。

根据《实施方案》，在托育上的建设任务是，新建或利用现有机构设施、空置场地等改扩建，建设一批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承担指导功能的示范性、综合性托育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其次，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支持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公办机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探索发展家庭育儿共享平台、家庭托育点等托育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引进金融机构降低企业成本

而建设托育服务体系，从而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升总和生育率，与改善我国老龄化的局面息息相关。

根据《实施方案》，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十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