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

两部法律不仅内容较修订前更为充实，还在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上更为深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而修改之前的表述为“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宗珍认为，修订后的法条增加了“国家保障”四个字，更加突出了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的国家责任。

这将给未成年人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力度。5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披露了“督促监护令”、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等新做法，这无疑建立在更强大的国家干预基础上。

“国家保障”也将对涉未成年人业态带来连锁反应，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状况堪忧的网络游戏、视频直播、在线教育等领域，严监管风暴已至。

加强国家责任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部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综合性、基础性法律。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政府保护”“网络保护”两个专章，首次在法律中明确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首次要求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5月28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以视频形式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据报道，会议审议了领导小组工作规则、职责分工、2021年工作要点等多个文件。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均设在民政厅(局)，实现省级层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全覆盖。其中，山西、四川由省长担任主要负责人。

除了在保护机制上加强国家责任，在一些具体举措上同样体现了该理念。

在5月31日上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最高检决定自6月1日起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全面推行“督促监护令”。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条第2款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指导、支持、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虽然‘督促监护令’在福建、重庆等地已有探索，但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沉睡条款。”东部地区某检察院检察员说。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检察院在一起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就两名未成年人林某、王某的父母监护不当问题发出了“督促监护令”。

案发时，林某、王某二人均未满16周岁，为职校在校生。检察院通过社会调查发现林某系父母监护，但亲子沟通不畅，家长怠于管教;王某父母离异，由母亲监护，但母亲长期在外经商，亲子交流障碍。

仓山区检察院将“督促监护令”的内容细化至每周安排家务劳动、共同参加体育运动、逐步限制上网时间等日常生活中，确保“督促监护令”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仓山区检察院还联合关工委、团委、妇联、公安等职能部门成立监护考察组，为监护人开展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指导等。

刘宗珍认为，对于校园欺凌等监护人难以发现，或即便发现了也无能为力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情形下，“国家必须出场”。而在监护人缺失下，国家自然必须出场。

在5月31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李婉丽介绍，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有27.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平均保障标准为1206.6元/人·月。

比如，截至2020年底共帮助6336名服刑和戒毒人员子女落实相关保障政策，同时建立了长效机制。

一些地方还在扩大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范围，陕西省就纳入了被撤销监护资格和被遣送(驱逐)出境两种情形。

防止网络沉迷

国家强力介入未成年人保护，还鲜明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的“网络保护”专章里，“国家出场”鲜明体现在加强行业监管方面。

“网络保护”专设了17条内容，包括信息内容风险、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网络游戏沉迷风险、网络欺凌风险保护等。

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教授汪全胜认为，从总体安全观来看，有些风险并未考虑周全。比如，对网络游戏沉迷风险的规制，主要的防范责任被设置于网络游戏运营商，但社会组织和家庭、学校应当担负的治理功能并不明确。

从监管体系来看，法律仅提供原则性规定，更具体的举措需要由法规、政策提出。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监管政策，还是市场主体自治举措频出，尤其是在与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及负担直接相关的网络游戏、视频直播、在线教育领域。

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工作的通知》提出，严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时段时长。规定每日22时到次日8时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法定节假日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每日不得超过1.5小时。

教育部近日制定的《2021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指出，将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5月26日，抖音宣布升级未成年保护措施，并发布史上最严的青少年模式。今年6月起，14岁以下实名用户，将在告知后直接开启青少年模式，且进入后无法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