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产业未来命运：退出或转型

退出

保持较高的碳排放量，将承受高额碳排放经营成本、融资成本的上升，逐渐迎接市场退出或被兼并的命运

转型

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技术改进和清洁转型，可以提升盈利效率覆盖经营成本，抢占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下，高碳产业面临碳排放成本、节能达标等多重压力，已走进了退出或转型的十字路口。

对于高碳产业来说，向左——保持较高的碳排放量，将承受高额碳排放经营成本、融资成本的上升，逐渐迎接市场退出或被兼并的命运;向右——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技术改进和清洁转型，可以提升盈利效率覆盖经营成本，抢占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

而在高碳产业陷入转型彷徨的另一边，金融业早已未雨绸缪、顺势调整其投融资策略。如何认知高碳行业转型的金融风险?信贷投放政策将如何变阵?记者采访了商业银行、评级机构的多位专业人士，他们分别就风险控制、资源投向的趋势进行研判。

高碳产业或将面临转型阵痛

在“3060”碳排放目标下，煤炭、钢铁等高碳排放、过剩产能行业，面临绿色转型压力。多家金融机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研判，高碳行业的退出或转型对金融风险控制提出新的要求。

业内人士介绍，煤炭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主要集中在下游火电行业、化工行业及钢铁行业等。其中，火电行业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较高。未来，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的提升势必会最终导致火电装机规模的减少，进而导致电煤需求减少。

针对高碳排放行业，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期公开表示，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这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现有很多传统高碳行业今后的经营和转型压力会非常大。”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对记者表示，比如，这些行业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包括融资成本上升、排放成本上升等问题。

近期，部分煤炭企业信用风险事件，受到市场广泛关注。联合资信副总裁艾仁智博士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从市场已发生违约的企业来看，除存在债务到期集中因素外，也与其自身经营状况的下降有直接关系。”

但艾仁智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期内对煤炭企业的影响较为有限。谈到另外一大高碳排放行业——钢铁行业，艾仁智表示，钢铁企业目前经营状况总体良好，受到新基建项目、地产经济的带动，钢价也处于稳定区间。

“近年来，钢铁企业一直面临较大的环保压力，环保节能如果不达标，可能面临限产、停产风险。国内钢铁企业也在加剧兼并重组，头部效应会越来越集中，在产业链上的议价能力增强，能够一定程度对冲碳排放产生的相关成本，大型的钢铁企业会更具竞争力。”艾仁智表示。

绿色信贷执行“一票否决”

面对高碳产业转型、退出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不少银行已经审慎准入门槛，对于环境表现恶劣、过剩产能行业进行信贷“一票否决”。

招商银行2020年出具的社会责任报告中表示，该行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新增贷款，对于环境表现恶劣、社会风险巨大的企业坚决压缩退出，实行一票否决制。

工商银行表示，全面践行绿色信贷一票否决制。加强对环境风险的检测、识别、缓释与控制，全流程执行绿色金融一票否决制，对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实行客户分类管理，主要支持优质客户技术改造、转型升级等方面融资需求。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余额有所下降。

“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对金融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绿色投资机会增多、创新空间增大，挑战是需要面临转型阵痛所带来的各种金融风险。”湖州银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方夏莹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事实上，高碳行业贷款违约率可能升高。“以燃煤发电行业为例。依据市场测算，燃煤发电行业2020年的坏账率是3%，但是10年以后的2030年，预计这一比率或达到20%。”宋跃升称，在高碳产业逐步退出的过程中，银行也会承担一定风险。

“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在充分理解环境风险的基础上，既要提早建立完备的环境风险防范机制，又要着力提升自身的环境风险管理能力。”方夏莹表示。

谈到湖州银行自身情况，方夏莹介绍，湖州银行所处的经营地区是绿色产业较为集聚，全行涉及高耗能的产业本身不多，金额不足1亿元。而且，每年根据政策、形势的变化，制定产业信贷投放政策，针对传统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审慎把握准入门槛。

基于防控风险的需求，金融资源逐渐撤离高碳行业。“‘3060’计划陆续推进，银行的贷款结构和投资结构也会随之转变。”宋跃升称，该行在贷款投向方面明确表示，在2030年之前退出高碳行业的敞口额度。

有关于这一目标的推进节奏，宋跃升表示，由于这一改变会牵涉很多企业的资金流转和生存发展，所以将会循序渐进，“在10年之内陆续完成这一目标，确保整个退出过程风险可控”。

变阵!投融资结构迎来“绿色调整”

伴随经济绿色清洁转型，金融资源投向迎来变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