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这被业内解读为“顶层设计再为中国种业发展播下新‘种子’”。

“中国种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这是多位产学研人士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的共同感受。变化表征之一，是在新的国际政经格局下，种业问题开始被各界重新认知，并成为中国农业打破既有发展模式的突破口，进而带来农业生产链条中“重生产、轻育种”格局的重构。在此过程中，持续数千年种业和农业自我循环也被打破，资本力量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其中，种业公司的资本运作提速明显。

长期以来，育繁推脱节、种企科研投入低和集中度差被视为我国种业发展三大短板;种业知识产权有效保护不足、科研管理体制不顺、管理部门职能职责不清晰则被视为制约种业发展的三大困境。

种业大变局之下，短板和困境都在加速破题。在新的产业生态下，转基因商业化、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以何种节奏推进?如何有效解决结构性“卡脖子”难题?中国种企“小而散”难题何以化解……这些依然被视为在打赢“农业芯片”翻身仗过程中，摆在中国种业参与者面前的重要挑战。

种业之变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各界对于农业喊得多做得少，认为农业是农业部门的事情，主要是由农业农村部、农科院、农业企业等农口主体来做。近年来，社会各方都在关注、重视并且参与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天柱对记者表示。

在农业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过程中，各大产业巨头成为典型代表。无论是地产界翘楚万科、碧桂园，还是互联网龙头阿里、百度、美团，抑或是中信集团、中国石化、中国万向等其他产业巨擘，都跨界农业做起“农夫”。

农业变局，种业首当其冲。这一方面是基于种子在农业中的地位类似于半导体产业里的芯片，只有掌握了种子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利益分配和产业链定价方面进行把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种业解决结构性“卡脖子”难题的紧迫性。

中粮集团王灿(化名)介绍，种业“卡脖子”表现之一，是本土种质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我国各类种子库收集的种质资源仍有欠缺，一些地方特色鲜明的物种面临灭绝风险。长期来看，一些种质资源库在保存、保育、复壮等工作也是时断时续。”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的数目从1956年的超1.1万个下降到2014年的3000多个。张天柱介绍，种质资源的保护工作相关部门一直在进行，但是也面临着资金不足、力度较弱等问题。“此前，一些种子流到国外育种公司，缘于国外企业的全球收集能力，而国内的保护意识较弱，知识产权重视不足。不过，现在种子资源的保护正上升到国家层面。不仅要保护商品率高的品种，而且要保护传统好的基因，这也是藏粮于技的具体行动。”

大北农是A股资产规模和市值最大的种业公司。公司种业负责人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居世界第二，但不是资源强国，种质资源开发利用较为滞后，优质性状的新型品种输出速度较慢。“我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面临着种质资源保护与鉴定设施不完善、特有种质资源消失风险加剧、优异资源和基因资源发掘较为滞后、种质资源有效交流与共享不够，难以满足品种选育对优异新种质和新基因的需求，难以应对激烈的种业国际竞争，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对种业的新要求。”

“长期以来，重生产、轻育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与种业产业属性有关。”王灿分析，“从利益链条分割来看，育种产业投入大、回收周期长、风险较高、收益不明确。因此，无论是种植户还是农业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短平快的生产环节，长此以往，产业高度集中于生产链条，种业却有所忽略。”

2020年的新冠疫情加速了各界对种业产业重要性的认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种业安全与粮食安全密不可分，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才能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种子是农业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包含着许多技术，种业在国家层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疫情下国家对粮食安全的认识上升到空前的高度，耕地和种业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保证。”

资本运作提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在王灿看来，种业可以被视为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问题的焦点之一。“种业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和重要性，在世界经济冲击下有了新的认知。但农业发展又不可能遍地开花去做，种业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解决了种业问题，我国农业的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才能生根发芽，得到更好的发展。”

种业变局之下，各参与方摩拳擦掌加速化解产业掣肘。A股种业公司资本运作明显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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