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财富不断积累，对财富管理需求日趋显著。同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公募基金对养老投资所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此外，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多次出现大幅震荡，公募基金行业理应更好地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对资本市场稳定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培育与全球一流资管公司竞争的能力。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增强实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百姓民生。

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要从持久战角度认识当前问题，国家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以往我们熟知的“逆周期政策”首次转为“跨周期政策”，可以看出政策重心将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转向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中找到平衡点，既不因稳增长而过度宽松，也不因防风险而过分收紧，不会过分受到国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坚持“从我出发”，保持政策定力。这对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公募基金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发展瓶颈，构建强大实力，培育与全球一流资管公司竞争的能力

从宏观层面看，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增强实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百姓民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财富不断积累，对财富管理需求日趋显著;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公募基金对养老投资所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此外，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多次出现大幅震荡，公募基金行业理应更好地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对资本市场稳定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培育与全球一流资管公司竞争的能力。与美国相比，无论是行业整体规模，还是单家公司实力，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中承载的体量，还是在服务养老投资中的作用，中国的公募基金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新的时代，公募基金行业承担着新的使命，需要增强实力，以更高阶的能力、更积极的作为，更好地连接居民财富与实体经济，推动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为确保公募基金行业更好地承载新的使命，监管层也在引导鼓励公募基金公司积极创新与集团化发展。证监会在《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时指出，支持优质公司集团化运营;优质公司可基于业务发展需要设立子公司，专门开展资产管理及相关业务，实现专业化、差异化发展。同时，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在《支持证券基金行业实施组织管理创新的通知》中也提出，鼓励有条件的行业机构实施市场化并购重组。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双区”建设的相关政策，也积极鼓励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面临“双区驱动”的历史机遇，深圳的公募基金公司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创新发展，落实《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政策，为进一步建设双区发挥积极作用。

国内公募基金行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唯有突破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加速发展。基金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内外部竞争环境：随着资管新规及配套文件的逐一落地以及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加速推进，国内资产管理行业在迎来重要发展契机的同时亦面对巨大的竞争，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资管、券商资管、期货资管以及外资资管机构在逐渐拉平的统一监管体系下同场竞技，国内基金公司在渠道能力、客户基础、IT建设、资本实力、风控系统、品牌知名度、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力度。

从资产管理规模来看，截至2020年年中，海外资管巨头贝莱德、先锋、道富资产管理规模分别达7.3万亿美元、5.7万亿美元和3.1万亿美元;国内工行、招行、建行理财业务规模均超过2万亿元，远超国内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实力，平均单家公募基金公司注册资本约3亿元，与四大行理财子公司平均逾百亿元的资本金、海外巨头贝莱德约340亿美元、道富近250亿美元、景顺约140亿美元的净资产相去甚远。

公募基金的投研风控能力需要“更上一个台阶”，而与科技深度融合是关键影响因素，资本的投入更是提升科技应用的重要保障。

一是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需要提升信息化水平。随着资产管理规模越来越大，基金公司的管理难度也在加大，前端投资面临交易执行、风险控制、成本效率、公平性等考验，后端运营面临流程复杂、风险点多等难题。基金公司需要建立统一的管理平台，整合各种职能模块及数据资源。

二是多元化投资需要系统集成支持。面向未来，中国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衍生品在内的金融产品将不断丰富;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全球化的资产配置也将成为趋势;公募基金很可能逐步开展另类投资，通过配置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等获取超额收益。多元化投资需要对应投研系统的集成化升级。

三是投资管理能力有望通过智能投研进一步提高。金融科技主要应用在智能投研和量化策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获取更多维度的数据来源、更快的数据处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