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金融行业无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都有不错的表现。但反观实体经济,居民就业和可支配收入均受到疫情较为明显影响,实际上都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充满挑战的。
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本身越来越密不可分。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行至“而立”,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系列变量,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如何预判,课题宏大而沉重……
毕竟,这个问题所涉甚大: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如何;国家顶层设计提出的需求侧改革该如何理解;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又剑指何方;当下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趋势如何理解?
21世纪经济报道特别对话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彭文生对上述问题作出分享。
2021GDP增速有望8%-9%
《21世纪》:如何看待疫情带给中国经济的冲击?
彭文生:如果从表面上看,今年国内经济最大的拉动因素是出口。但是我们不该以过去传统的模式来思考,也不能简单聚焦在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上。实际上,今年中国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强劲,存在特殊的原因,问题的源头是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冲击。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需求端替代。对全球来讲,疫情对服务业打击很大,包括旅游、餐饮等行业,所以全球开始出现商品消费替代服务消费的现象,即现在出去吃饭少、看电影少、旅行少,多余的钱增加了对商品的消费,比如电子产品等。中国作为一个商品制造业大国,具备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需求端替代有利于增加我国出口。二是生产端替代。中国疫情控制较好,复工复产相对而言较为充分,弥补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其他国家产能的不足。
所以,中国当前出口强势实际上是需求端的商品替代服务和供给端的生产替代其他国家生产所导致的。而今年中国的出口前期增长,也是为全球作出了贡献,在全球生产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的生产填补了空缺,满足了其他国家的消费需求,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明年我们的基本假设是疫苗落地,疫情到明年年中,欧美可能会基本实现群体免疫,经济活动逐渐恢复正常。也就是说,现在看来,明年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应该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的消费也会复苏,今年出现的商品消费替代服务效应会消退,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补偿效应,比如人们会出去多看几场电影、多出去吃饭。同时,其他国家的生产恢复正常,也会降低中国生产的必要性。以上两个因素结合起来,预计明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可能会有明显的放缓或者下降。
《21世纪》: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国内GDP同比增长4.9%,也将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拉正。四季度和2021年中国经济是否会有更好的表现?
彭文生:从GDP增长的数字来看,中国因为疫情控制较好,出口比较强劲,服务业复苏,最近的数据也比较好。现在来看,四季度GDP的同比增速可能会到6%甚至比6%稍微高一点的状态。
明年中国可能还会继续延续这样的复苏。驱动经济复苏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控制疫情的效果,疫苗落地、复工复产、增加消费,这就意味着中国和全球在明年将一起复苏,一起增长,即共振复苏。
因为今年的基数较低,随着经济正常活动的恢复,经济增长应该回到疫情之前的常规水平,大概是5%~6%之间,或者6%左右。今年大概增长2%,预计到明年底可能就回到了疫情之前的状态,把两个加在一起,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有8%、9%甚至更高一点,两年平均增长6%或者5%~6%。所以,这是公共卫生危机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先大下、后大上的V型走势,明年的经济不仅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都会呈现一个V型复苏的态势。
《21世纪》:在中国经济明年向好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调整的拐点是否会很快来临?
彭文生:其实明年整个经济复苏的根本驱动力,还是全球疫情的缓解、消退。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为今年整个金融扩张后回归正常状态创造了条件。但是金融的扩张有两个路径:一是货币,即央行的基础货币政策。二是信贷,信贷实际上和整个监管政策要求有关系。所以信贷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存在一个跷跷板效应,如果信贷扩张比较快,货币政策就要紧一些;如果信贷有紧缩甚至紧缩比较厉害,那货币政策就没有必要紧缩,甚至还应该放松一点。
所以,我认为明年关键还是要看整个信用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今年发了很多债,包括银行信贷。明年到了债务偿还的高峰期,整个社会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个信贷紧缩的过程,这方面可能会带来一些债务违约问题。对于不同类型的债务违约应该区别对待,因为经济的发展总会有成功和失败,如果债务人经营失败了,努力偿还仍无法避免违约,社会应该给这样的债务人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防止所谓的恶意逃废债,就是有能力还债但借故不还。
所以明年,我认为关注点应该放在信贷环境上,而不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明年可能是一个结果,还要看整个经济,尤其是债务情况、信贷环境的变化,明年整个债务违约情况会如何。如果债务违约较多,可能货币政策不仅仅不要紧,还要放松一些;如果是债务继续扩张,那货币政策可能就要紧一些。
疫情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