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2035年的远景发展规划目标，中国要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到那时，我想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开放的、国际化的、带有国际金融中心性质的市场。

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宣告诞生。

就在这一年，一位来自江西的青年学子，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4年后，这位青年学子由于工作需要和研究兴趣的转移，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原财政金融系任金融专业证券研究方向的教授。1995年10月被聘为我国金融专业证券投资方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这位当年的青年学子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

作为中国证券理论研究、证券教学和教材体系的重要开拓者，以及国内最早培养证券研究博士生的导师，吴晓求的工作经历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密不可分。他对宏观经济、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等领域的深入、独到研究，令其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在资本市场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家之一。

在吴晓求看来，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2019年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历史上的三座丰碑。而未来全面注册制改革如何进行，中国资本市场下一个30年将航向哪里，吴晓求将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对话中细细道来。

三十年三座丰碑

《21世纪》：30年来，国内资本市场经历了哪些关键改革节点?

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肇始于沪深交易所的设立，也就是1990年底。

当时环境下，企业融资比较困难，国际环境非常严峻，帮助企业纾困、解决融资问题，就成了沪深交易所建立的初衷。这样的初衷对证券市场后来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

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财富管理，基本目标是孵化新企业、新技术，推动企业成长，但国内资本市场在初期从融资的角度设计市场，就慢慢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因此，在过去的30年，中国资本市场必须大幅度改革才能令其回归本源。

整体而言，资本市场30年的改革历史上，有3座丰碑必须要铭记。第一座丰碑是沪深交易所的设立和运行，从中国制度上看，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

第二座丰碑是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时间里，中国资本市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定位出现了严重偏差，法制不完善、政策不清晰、目标不确定，发展过程中就走了很多弯路。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但中国资本市场却始终没有走出误区，也导致资本市场的制度平台出现重大问题。

这一制度平台指的是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状态。在股权分置状态下，上市公司两类股东的利益诉求不一样，这是当时制度缺陷最突出的表现。

经过几年探索，2005年终于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非常复杂，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国有资本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同时还涉及到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诉求，所以必须在其间找到平衡点。

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平台存在重大缺陷，制度不规范。在这之后，从基本制度架构来看，国内资本市场开始进入到制度规范的时期。

到了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实行注册制改革，这是第三座丰碑。在注册制改革之前，中国资本市场在逐步走向制度规范，但其市场化程度是不够的，行政配置资源的力量太强，所以必须回归到让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让市场选择上市公司、让市场进行定价，这就是注册制改革。

从2019年开始到2020年，两个交易所分别在科创板、创业板进行注册制试点改革，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到一个市场化的时代。

这项改革意义极其重大，意味着对市场的理论认识、政策设计和制度平台已经回归资本市场的本源。而在过去，政策、规则制度都与资本市场的本源相偏离，所以资本市场长期发展不起来。

注册制是改革的龙头

《21世纪》：您认为目前进行注册制改革是恰逢其时的吗?

吴晓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注册制。但当时改革条件不完全具备，投资者对注册制的认识，以及宏观部门对注册制的认识、资本市场的承受力等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夯实和理顺，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别是改革要和让什么企业上市联系在一起。

注册制改革一定是要让高科技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主体，让高科技企业成为未来上市公司增量的主要部分，这两点要结合在一起。

如果注册制和传统企业上市结合在一起，就会大大折损注册制改革的价值，因为注册制的核心是市场化，包括市场化选择上市公司，市场化进行定价。如果上市公司的选择还是非市场行为，就会严重损害注册制改革的意义。

2019年、2020年可以说完全具备或者基本具备了改革的条件。伴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对《证券法》的修改，人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论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开始具备了注册制推行的环境。

《21世纪》：国内资本市场历史上有过很多次IPO发行制度改革，但始终走不出“一放就乱”和“三高问题”的怪圈，对此您认为症结在哪里?注册制会不会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吴晓求：我们过去在IPO的发行制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