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尉，你去把它弄好。第一，半年时间把它建起来;第二，找好接班人，再回人行。”

35岁的“小尉”领命而去。半年后，他奋力敲响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铜锣。随着这一记锣声，迎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历史总在不经意中书写。新中国资本市场从浦江饭店的孔雀厅起步，三十载磨砺革新，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之一。当年顶着40摄氏度高烧还能熬夜、敲锣的“小尉”，早已退休成了“老尉”。不过，“老尉”内心深处的丰富记忆从未忘却。

在位于上海西郊的家中，尉文渊热情欢迎上海证券报记者：“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建设者，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有义务讲给大家听。”

激情燃烧的岁月

改革创新是历史责任，如果循规蹈矩、不去推动这个进程，就是一种辜负。

懵懂中迎来一个新时代

1989年12月2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座谈会。会上，朱镕基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贺镐圣(时任上海体改委主任)和龚浩成(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3人组成领导小组，由人行上海分行负责具体筹建工作。

彼时，尉文渊刚从国家审计署人教局调回上海，应其大学老师龚浩成的征召，进入人行上海分行，履职金融行政管理处正处级的副处长。可就金融而言，当时的尉文渊几乎是个“菜鸟”。

半年后一次意外的宣布，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1990年6月，朱镕基带团出访，正式宣布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还邀请时任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参加开业仪式，成为当时轰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

“时间表在此前没有公开。没有公开意味着万一筹备工作没做好，成立时间还有往后延的余地。现在公之于世，就没有退路，到时间非成立不可。就在这个当口，负责交易所建设的筹备组组长工作发生变动。时间只剩半年，谁来接着干?”这时，尉文渊站了出来，主动请缨。

“年纪轻，刚刚来，希望吃点苦，做出一点成绩。”尉文渊当时想，这是一个独立工作的机会。

“‘少不更事’，自己的相关专业知识几乎为零。当时只知道交易所是搞证券交易的，没想过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力。”数年后，尉文渊才意识到，自出任上交所筹备组组长，自己就融入了建设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进程。

开天辟地建市场

“怎样建立一家证券交易所，完全没有经验可循。但我当时就想，一定不能重复解放前的‘老古董’。”尉文渊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大到交易所选址、设计、装修，拟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清算体系、会员管理，小到交易员马甲的样式，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

回忆那段岁月，尉文渊最为得意的是——前瞻性地采用电子计算机撮合交易体系。彼时，在讨论交易所的交易方式时，一些人主张沿用解放前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打手势、口头喊价模式，认为当时可供交易的股票稀少，交易员喊喊价，可以让气氛更热烈些。不过，尉文渊依稀听闻国际上有电子交易。“我觉得，时代在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去复古，应该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于是，尉文渊提出采用电子交易方式。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些超前。

“出了问题，我负责!”尉文渊向众人拍胸脯，并准备从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拿出100万元，搞计算机交易系统。“当时我一个月工资200多块，真出了问题，我哪里负得了责，就是说大话，个人英雄主义。”他自我调侃道。

那时候的尉文渊根本不懂电脑。数次波折后，他偶遇上海财经大学数学专业出身的助教谢玮，一拍即合，便借调谢玮参加交易所的筹建，具体承担计算机交易体系的开发工作。

“当年，我最怵他的工作问题。交易所会有多少个交易席位(终端)，有多少只上市股票，每天会有多少笔交易等，我根本搞不明白。现在市场朗朗上口的以‘6’打头的股票代码，是迫于追问，我灵机一动，模仿了当时上海城区电话号码6位升7位时，由‘6’打头的方式。”尉文渊说。

经过短短数月筹备，开市当天，随着第一声锣响，电子交易体系成功运转，交易信息在12.69平方米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红红绿绿、不停地闪烁，开创了中国金融科技的先河，对中国资本市场、中国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大胆的电子交易的选择，以及之后持续不断地升级，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是怎样的情景。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龚浩成是开幕式主持人。朱镕基庄严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覆于由汪道涵手书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的红色绸布被揭开。尉文渊忍着疼痛在交易大厅的正上方，对着那面刚买的“铜疙瘩”奋力一敲，在庄重的锣声中，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此开业。

那一刻，尉文渊意识到，自己的激情已经被点燃了，再回到四平八稳的机关是不可能了。也就在那天，自己被推上了一个无法后退的舞台。

“脱缰之马”的那几年

上交所开业后，尉文渊没有选择功成身退，而是继续带领上交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无纸化、“T+0”、放开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