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博物馆一楼展厅的玻璃柜内，陈列着一张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开具的证券成交凭证。这张微微泛黄、字迹已有些许模糊的凭证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即现在的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股市三十年来的不解情缘。

大胆求新创设认款制

当新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的董事长秦其斌被问起“是怎么想到利用股份制搞活企业”时，他说：“我在一次长宁区工商联组织的会议上，结识了一些老工商业者，听他们讲述了老工商业者集资筹建爱建公司的事情。作为大家集资的‘爱建’公司，被倾注了许多的工作热情，经营得很是红红火火，这启发了我。”

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营业部的经理黄贵显，在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时特别提到：“爱建公司是改革开放后首家集资创办的民营企业，集资办公司的做法给股份制提供了启蒙。”

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宣布后的第二年元月，邓小平同志就发出对原工商业者“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号召。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和其“社会主义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身份的确立，广大原工商业者普遍感到欢欣鼓舞，激情高涨，纷纷表示要响应小平同志的召唤，以实际行动投身经济建设，报效祖国。刘靖基、唐君远等老一辈工商业者迅速响应，他们从“实业救国”、“民主建国”中走来，在迎来改革开放后，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爱国建设”中去，积极倡议成立爱建公司，为报效国家，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作为“勇吃螃蟹”的第一人，爱建公司创建时，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只能按照具体情况摸着石头过河。首要问题是爱建公司以什么方式组建并定位何种性质?囿于当时意识形态十分敏感的氛围，经过反复酝酿，老工商业者们决定不用“股份制”、“股东”的名称，而大胆求新用“认款制”、“认款人”名称，并将公司性质定位为集资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这一大胆创新，打消了原工商业者及其亲属们的思想顾虑，集资认款工作意想不到地顺利。1979年9月22日，以刘靖基、唐君远为代表的上海市老一辈工商业者和部分海外人士1000余人共同集资5700余万元，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电影院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认款人大会，创建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爱建公司的认款资金全部来自民间自有资金，赋予了爱建民营企业的性质，这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中是绝无仅有的，距日后民营经济蓬勃兴起的时代，爱建起码超前了10年以上。

同时，爱建公司的认款资金中含有23%的境外资金，这是极为特殊的。爱建筹资过程中，境外工商业者纷纷认款。其中，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认款570万元，香港实业家丁午寿、丁鹤寿认款288万元，荣毅仁胞弟、侨居澳洲的荣鸿仁认款100万元……爱建创建过程中含有境外资金成分，成为爱建的一个鲜明特色。1992年爱建改制上市，国家有关部门特许爱建境外持股人折股持有爱建A股股票，爱建一度成为绝无仅有的含有境外股东的A股上市公司。

今天看来，爱建公司实行的认款制与股份制企业筹集和吸收社会资金的形式和功能是一致的，且公司成立之初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了《公司章程》、《董事会组织规则》、《监事会组织规则》、《执行机构组织规则》等，由认款人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在公司内部构建起了既权责分明、又有监督制约的企业治理结构。但鉴于当时的特殊环境，认款制在分配方式的设计上另辟蹊径，约定认款人按照银行5年存款利率计算，只拿利息，不分股利，并且每隔5年可以收回认款，公司的盈余用于不断扩大再生产，继续发展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可见，爱建公司创设的认款制，是老一辈工商业者在吸收现代企业制度精华的基础上，通过糅合他们的政治智慧而设计的一项符合时代需求的企业制度。在当时的企业制度环境下，爱建在企业制度上的突破创新是一个创举。它保障着爱建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同时，它的诞生和多年实践，为上世纪80年代上海股份制的破壳而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积极的启示，也为国内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树立了标杆。

从认款制到股份制

爱建公司自1979年创办后，年长的刘靖基等老一辈工商业者以“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的热情，带领公司开疆扩土，不断壮大，房地产业、对外贸易、实业投资、金融信托四大板块全面发力，经营效益不断增长。但随着一批批企业普遍向规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以及爱建公司业务的迅速拓展，爱建“认款制”中资金短期性和经营业务需要长期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按照国家政策，在兼顾公司和认款人两者关系的前提下，研究深化企业体制改革，扩大资金来源，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股份制”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上海飞乐音响等股份制企业的兴起，股份制这一形式受到了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关注。虽然当时成立的一些股份制企业规模都不大，效益也有好有差，股份制的优越性尚未明显体现，但爱建老一辈工商业者早已睿智地意识到，实行股份制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