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独立董事的时候大股东回避，中小股东投票？这样的话，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当中的作用，显然就不一样，会更有独立性，董事会的透明度会大大提升。”

翻开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来的历史画卷，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但如果要盘点最难忘的历史时刻，绝对无法绕开资本市场改革历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股权分置改革。

作为被市场评价为意义不亚于“创立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措，股权分置改革促使A股进入全流通时代，也是A股市场成立以来最大行情的主要驱动力。

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背后，有一个人一直在推动，这个人就是华生，现任东南大学资深教授、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其在198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华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

同时，华生也是我国现代化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见证人与捍卫者，作为前万科A股独立董事，华生在“宝万之争”中扛住各方压力力挺公司管理层。

当下，中国资本市场正经历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拉开序幕，注册制平稳落地，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资本市场还将有怎么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在这场变革中完成蜕变？

“从2005年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现在证券市场的规模、厚度、国际化程度与当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如果再全面地推进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使它更加规范化、市场化，前景确实是不可预期的。”华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说道。

复盘股权分置改革：

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21世纪》：你认为当年股权分置改革最初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国企减持还是为了解决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的内在缺陷？

华生：客观地说，当时这两个目的都有。从国家来说，一个方面，2001年加入世贸之前，国有企业、国家财政都很困难，所以通过资本市场收回一些资金，是（改革）很重要的动力，但是这件事情能做成，也是因为包括我们政府里面一些对国际市场比较熟悉的人也在呼吁，即同一种股，权利是相等的，国有股减持没什么不可以。

《21世纪》：初期国有股减持工作推动并不顺利，遭遇挫折的原因是什么？

华生：国有股减持在减持前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2001年之前，基本上是部门运作，而且财政部起了主导作用。所以减持时财政部出来表态，说国有股减持对资本市场利好，对国家好。但出台之前，市场还不太了解，学术界也没有讨论，基本上是政府内部在讨论和运作。因此出台后引发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

刚出来以后，我就写了篇文章，名为《漫漫熊市的信号——国有股减持评析》，觉得会有大问题。问题的根本就是中国在创建证券市场的时候思想还比较保守，觉得国有股是国家权利，不能转让，转让后国有控制地位就没有了，因此人为地设定原始股是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市场上流通，结果造成了一个分裂的市场，只有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的股票才能流通，这造成中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现象。

这个现象一直维持到2001年，大家已经习惯这种情况，那时国有股需要转让，就根据净资产价值转让，就是说账面净资产是多少，不低于这个数，财政部门就批了。这样市场上当然形成了一个概念，比如一个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10元，净资产2.5元，国有股转让的时候2.5元转让，股民购买股票时是10元，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两个不是同一股，10元一股的和2.5元一股的股票怎么能是同一股？

国有股减持最初的方案就等于说不承认两者的差异，2.5元的股票也可以卖10元。当时大概流通股占1/3，2/3都是不流通的股票。原来这1/3可以卖10元，现在另外2/3也拿到市场上卖10元，供给大大增加，原来没有的权利凭空有了，股价肯定要下跌。

为什么我会提出不同意见？1996年我就研究中国股权分置的问题怎么办，在《经济研究》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两种股不是同一种股，不能够简单地进行流通。如果要流通，应该从全球规范化改革的角度流通，那就应该要对流通权进行赎买，就是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最初国务院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出台后，我的印象是，最初一个月，市场还没反应过来，还比较平稳，但是一个月以后，市场慢慢就体会到、认识到国有股减持的冲击，所以市场就开始走下坡路。

《21世纪》：你的建议是如何影响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的？

华生：应该说推动改革的人很多，因为股市下跌以后利益受损，很多人出来反对，认为国有股减持不对。但也有很多支持者认为全世界都是这样，大股东可以减持，同股同权。所以最初反对的声音随着市场下跌越来越大。但是国务院的决定已经出台，而且从国际上规范市场的角度来看，这样也没错，所以不同意见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间，股市不断往下走，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引起了高层重视，他们也在听取意见。我因为这方面写的文章最多，观点也最鲜明，引起了领导关注，他们开了各类内部会议，就把我也找去，这类内部研讨会开了七八次，就是不同意见在那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