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来一补的外贸加工业，到高新科技产业集群，深圳40年的蜕变密码是“改革创新”。而在深圳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路上，有一股力量不可忽视——创业投资的力量。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创业投资可谓是相伴而生，其中有一批人以亲身实践见证了二者“亲密关系”，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就是其中一位。
从大学教授到下海经商，陈玮的首个商海履历就是深创投，到后来创办了东方富海，陈玮与创业投资的缘分一结就是20年。从创投的200亿到10万亿规模，从全民PE到大浪淘沙，从退出难到注册制到来……陈玮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注册制的到来，长期掣肘创投流动性的退出困境终于得到阶段性的改善。而他最为担心的是，创投业出现了趋势性萎缩迹象，如果没有创投资金支持创业创新，要发展高新科技便是无源之水。
见证创投20年
1999年之前，陈玮还过着在兰州商学院担任会计系主任的安逸生活，在远赴荷兰研读工商管理学回国后，陈玮决定离开讲台，下海试炼。陈玮并没有马上就想做投资，只想找一份工作进入这个行业。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玮遇到了深创投，那时深创投正在招聘会计学方面人才，而陈玮恰恰是一名出色的会计学学者。陈玮眼前一亮，毫不犹豫地投下了简历，面试通过后，陈玮如愿加盟深创投，正式迈入了投资圈。
“那个时候全国只有100多家创投机构，注册资本只有200亿元左右。”陈玮回忆道。而至今，全国创投机构已超过1万家，管理规模达10万亿。从1999年入行至今，陈玮见证了本土创投行业发展的20年，在他看来，这20年中国创投业的发展成就非常显著。而在这20年的发展中，深圳更是成为全国创投业的一杆旗帜。
事实上，近些年，广州、青岛等多地都开始重视起创业投资，出钱出力努力打造创投之都，还有民间资本充裕的苏杭之地，也在大力发展创投基金，然而活力仍然不及深圳。在陈玮看来，相比之下，深圳在大力发展创新创业创投方面有三点显著的优势：第一，深圳市政府对市场的定位清晰，促进行业发展却不伸手干预。
第二，深圳创投业的发展离不开深圳创新创业的生态圈。“深圳不仅仅有创投，还有像华为、腾讯、大疆这样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以及围绕这些龙头企业发展的众多创新型中小企业，这是创投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养分。”陈玮说，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深圳没有一个所谓的地域文化对创业创新的限制，因此创新生态能蓬勃发展。
第三，深圳创投20年的发展，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聚集效应，以及自己独特的投资风格，特别是契合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城市定位，“我觉得短期内，其他地方的后起之秀，可能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够真正赶上。”陈玮说。在他看来，深圳创投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总体上是得益于深圳当年锐意改革的精神，“如果创投行业完完全全按照行政化的管理规则来管理，那深圳可能就没有创业投资了，至少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警惕行业萎缩
在政策的力推之下，创业投资一路狂飙了20年，多家本土创投成为了行业的翘楚，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但近些年，不少业内人士发现，政府的推力似乎有所减弱，政策效应有点失灵了，行驶在高速路上的创投行业开始“刹车”。
今年6月，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股权类私募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双双下降，而且，这是从中基协自2015年公布第一期备案数据以来，首次出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下降。对于行业出现的“掉头直下”，陈玮也深有感触。“不可否认，创投行业发展至今确实遇到了瓶颈，长期困扰行业发展的基本因素，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陈玮坦言。
实际上，在一些见证行业成长的创投“老人”看来，创投业正在萎缩绝非危言耸听，这从募资端上可初见端倪。“从2018年以后，虽然募资数量每年仍超过1万亿，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民间资本在萎缩，与此同时，国有资本正在增加。”陈玮说。
当然，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民营资本周期短、来源杂、干预GP决策；而国有资本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返投限制、投资阶段限制等非市场化的行政要求等。在陈玮看来，这两个资金来源都不算是创投的主流LP，真正的主流资金还没有进入这个行业。“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大概55%的创投资金来自于社会养老金、保险资金、学校基金等，期限长达10~20年，而中国目前这方面基金的渗透率只有2%~3%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的萎缩只是一个趋势，但可能这个行业的萎缩速度会比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还要快。”陈玮表示，“去年以来，我们发现许多过去小而美的机构都开始募不到资，只能依靠当前仅有的存量资金来投资，如果新的资金不到位，可能在两三年内，会有50%以上的基金管理人失去资格，退出这个行业。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行业整合，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
创投行业遇到的困境，对深圳本土创投也不例外。但在陈玮看来，在破解这些难题上，深圳应该更有优势和能力。“深圳有当年改革创新精神的传承，还有特区立法权，理应有更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