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工作了一天的人们从各个写字楼、工厂里鱼贯而出，奔向家中休息。但对王女士来说，第二份工作才刚刚开始。她推着两排衣架，早早占据了下班高峰期人流量较大的有利位置。在40分钟里，有五拨人停下来看了衣服，但都没有成交。

王女士表示，现在每个月摆摊的收入两三千元，是她家庭开支必不可少的补充。在证券时报记者和她聊天的过程中，她老公蹲在不远处玩手机，一旦城管过来，他们两人可以迅速抬起两排衣架，躲入不远处的变电箱后面。

地摊经济在我国由来已久，却也一直是监管难题。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数受访者都表示支持地摊经济，喜欢地摊上的烟火气儿，但也担忧城市会不会重回脏乱差。

如何设计出市场化的政策规范，让地摊经济真正活起来，考验着规则制定者的智慧。而建立起长效的管理服务机制，才能最终调和商贩和城管的矛盾。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政府应该对地摊经济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管理，有相应的规范、指定的地段、专门的管理机构，这样地摊经济才有可能有序发展，不扰民、不破坏城市秩序、不污染城市。

没网上说的那么美好

王女士今年47岁，来深圳20多年了，目前一家三口租住在宝安区一个农民房里。疫情期间，24岁的儿子工厂暂时放假，老公是搞安装的，“有事做，但工价不高”。她本人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做事，每天4点半下班，下班后匆匆忙忙回家收拾，做饭吃饭，不超过5点半就出来摆摊。

“我从抖音上看到了，说总理鼓励摆地摊。不过我今晚上还看到城管过来了两次，可能是这条路不让摆？我也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摆的。”王女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疫情以来，生意差了很多。她工厂所在的工业区，很多厂子放假了，人少了买衣服的就少，再一个原因是疫情也影响到了很多人的收入，“摆地摊卖吃的要好一点。就算没钱，该吃的饭还是要吃，但衣服就不一定，去年的还可以穿一穿是不？”

在王女士旁边摆摊的贴膜小哥，面对记者询问“网上说手机贴膜月入过万是不是真的”时，连连摆手，“哪有那么高啊，也就是赚个吃饭钱。以前可能有，但现在贴膜收入真不高了，疫情影响还是很大的。摆地摊里最赚钱还是卖吃的。但是卖吃的累啊，我做不了。”小哥介绍，以前他是全职摆地摊，后来生意不好，白天去上班，晚上再出来摆。“你看看现在晚上生意都不好，白天哪有人？你不要信网上说的那些，摆地摊没那么赚钱，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干这个啊？”他向记者演示了一下他的摆摊桌，可以在几秒钟内迅速合上，携带奔跑。

城管：希望相互理解配合

城管和摊贩的关系，被比喻成猫和老鼠，一声“城管来了”曾是多少摊贩的紧箍咒。

一位城管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关于地摊经济这一块，深圳暂时没有明文规定下来，他们还是按照原有的规则在执法。他内心也很支持地摊经济，疫情波及面非常大，如果通过摆地摊，可以解决部分人的生计问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这位城管负责人表示，地摊的管理至少需要考虑到四方面：固定时间、划定区域、垃圾处理、引导交通。“大家都要生活，出来摆摊是为了生活，不容易，但也不能乱摆，市容市貌、市民生活的舒适度也要考虑，需要政策设定一个平衡点。我们干这行工作也不容易，希望彼此能够相互理解，相互配合。”

记者在地铁口发现了一位卖煎饼果子的大爷。大爷表示，他是刚来这个地铁口卖，听老乡说这边不查摆摊了，所以来碰碰运气。他看了总理对地摊的表态很开心，以后摆摊更有底气了，感觉这几天城管明显客气了很多，只是提醒往里挪挪别挡路了，或者说这个地方不能摆。“卖这个一天赚个两三百块钱问题不大，我们也做不了别的，摆个摊还可以自食其力。原来老怕城管查，一旦抓到了扣车，想要车就得罚款，罚款是按摆摊的长度算，他心情好从桌面的长度量，心情不好就从车头的位置量，罚一两千块都有可能，罚一次，几天就白做了。”

大爷表示，他非常愿意配合政府的管理，让啥时摆、摆哪都行。但当记者问他，如果以后摆摊划定固定位置，那里生意没这么好，你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那不行，我肯定要换地方，我们摆摊就是要走来走去的嘛！”

放学时间，记者碰到一个卖氢气球的小贩，问他是否愿意在固定的地方摆摊时，他头摇得像拨浪鼓：“怎么可能？我上午在公园卖，下午来学校门口，晚上去超市周围，固定在一个地方卖，饭都要吃不上咯！”

地摊经济

与城市管理的度

如何找到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的平衡点？

深圳大学博士后杨海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摊经济必然会涉及城市管理，要找到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的平衡点，可从民生幸福、法治城市相结合的视角进行思考，共同塑造城市文明。一是政府层面要进行相应的规划，避免无序经营和无效管理，规定在某一时间段和特定区域内设点摆摊；二是城市管理人员坚持柔性执法原则，为地摊经济保驾护航，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冲突；三是地摊经营者要遵纪守法，不兜销假冒伪劣产品，做到诚信经营，维护公共卫生，配合城市管理人员工作。

董登新直言，总理点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