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创始人王石曾在52岁、59岁的时候两次登顶珠峰，鲜为人知的是，这两次均遭遇致命危险。第一次，王石氧气提前用尽，在冰天雪地中竟然感到暖意融融，出现幻觉进入濒死状态，靠极强的抵抗诱惑的能力保持清醒；第二次，珠峰顶上晴空万里，队友们都在享受成就达成的喜悦，王石突然左眼失明，下撤到海拔8100米位置时右眼也看不见了，靠加大吸氧才化险为夷。王石是幸运的，第一次捡到了有1/3剩余的氧气瓶，第二次具备奇幻色彩，他家人当时正好在深圳路边救了一只双眼几乎失明的小猫。

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及去年出版的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中提及了上述情况。在新书中，王石将2008年定义为自己的“至暗时刻”，因为“捐款门”、“拐点论”事件，个人形象跌至谷底，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王石将自己2008年之后的改变，称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

近期的王石又有哪些变化？日前，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何伟对话万科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就捐赠万科企业股资产、财富理解、疫情认识、企业家特质、自我认知过程等多方面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月初，王石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价值逾50亿元的企业股资产，引发较大反响。这笔巨额资产将用于筹建清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疫情之下显得意义非凡。王石认为,这是企业股资产最好的归宿，能有这样的结果是缘分。

对话中，王石引用了巴顿将军的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王石说，企业家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战的，要能够承受失败的压力。

警惕成为暴发户

何伟：1988年，您在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时放弃持股，今年4月初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这些企业股，价值超过50亿元。放弃巨额资产，您是如何理解财富的？

王石：万科198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国家持股60%，剩余40%企业股可以分配给创始人带领的团队。红头文件下来后的第二天，我就宣布放弃对企业股所拥有的权利。万科团队不大，我是唯一创始人，所以我放弃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说要自己的那份。放弃之后，当时也没想清楚应该怎么用，一晃32年过去了，最后才有了这个归宿。捐赠之后，社会反应是出乎我的预料的，而且很正面，能有这样的结果，是缘分。

有一点非常清楚，既然已经放弃，那所有权、分享权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当时成立了职工委员会来行使这部分股份的处置权，我既不是职工委员会的委员、更不是主席，所以怎么处置，我是没有权力的。当然我是有发言权的。在10年前，我们团队就想用这部分股权资产在国内做一个国际上一流的儿童医院，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地。之后出现股权之争，就顾不上儿童医院的事情了。股权之争眉目明确后，还是由我率领团队继续管理这个公司，当时我就做了决定——退休。由于股权之争原来的医院团队已经解散，用地也出了状况，儿童医院的事情未能继续推进。

因缘际会下，清华大学发来正在筹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信息，我立刻感觉到如果把企业股资产用到这上面，那一下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了。和万科现在的团队以及专门管理这部分股份的公司商量，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响应清华大学的呼应。从清华大学给我们信息到最后签协议，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了却了一个心愿，也没有其他太多的感觉。

至于我对财富的理解，好像我表现出对钱不太在乎，因为放弃了。其实不是的。我对钱非常在乎，羡慕有钱人可以体面地、自如地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警惕着，突然有钱了能不能驾驭得住？我查了一下族谱，往上数30多代没有地主出身，也就是没有积累财富的基因。我不清楚突然有钱后能不能驾驭住，所以最好离钱远一点。我在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书籍，《红与黑》、《高老头》等，非常厌恶里面暴发户丑恶的嘴脸。你想想，万科股份制改造后我如果突然有钱了，会变成暴发户！我非常警惕这个东西。

还有，如果突然很有钱，我会缺少动力。现在您不觉得我还是动力满满吗？因为我把钱放弃了。现在的我从万科退休了，但还要再创造一个企业，继续创造财富。我还是个企业家，挣钱是要证明我的能力，挣得越多证明我能力越大。

做公益需要公信力和能力

何伟：您之前说过，希望把自己第三个三十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和比尔·盖茨等富豪相比，您做公益有哪些不同？

王石：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把钱交给他做公益。现在做公益要有两点，一是公信力，二还要有能力。

在捐赠企业股资产的信息出来一周后，我和一位熟悉的深圳企业家吃饭谈公益的事情，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把万科企业股资产捐到清华公共卫生学院，那10年前决定要做的儿童医院还做不做？我说那没法做了，资产都捐了。他说这样好不好，需要多少钱他来出，让我继续做。这让我非常意外。

公益也有排行榜，不仅仅是指捐了多少钱，更多的是体现做公益的能力。刚才说了，能力到了，人家赚的钱愿意让你花，有没有感到心里很踏实，是不是很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