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证券业先发优势已经失去。

回顾证券业发展历程，深圳券商从诞生起就迎来高光时刻。20年前南方券商势力强盛、雄踞一方。10年前，经纪与投行业务位居全国榜首。如今深圳当地券商江河日下直至掉队，已经失去当初敢闯敢拼的勇气。

究竟是从业者失去乘风破浪的热血，还是背后资本错失行业发展良机？在国家再三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否把握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区”建设战略机遇，将券商作为战略资源加以珍惜和重视，这已然事关深圳证券业发展的关键。

深圳券商整体实力落后

一度被称为“券商一哥”的南方证券，当年恐怕无论如何都想不到25年后成为一家异地券商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业务被分拆、牌照被出售、人员被分流。

创立之初就位于国内证券行业金字塔尖，南方证券是少数几家注册资本高达10亿规模的券商，各项主要业务指标多年位居业内第一。然而“传说”最终还是从深圳手上流走。

在特区热土留下“传奇故事”的还有民营券商——大鹏证券，公司一度创造大鹏效应，营业部成交量6周内从第350名冲到深市第一名。

此外，还有经纪、投行、研究业务齐头并进的联合证券，以及有“小中金”之称的汉唐证券，然而这些公司在昙花一现后，都被区外资本收入囊中。

长城证券总裁李翔回忆表示，当年深圳券商数量在全国占比非常高，同时经纪业务市场份额、托管资产、经营业绩、投行项目情况等要明显领先。

所向披靡的局面在十年前仍有延续。据深圳证监局统计，深圳券商2010年后经纪业务市场份额多年来稳居全国第一；投行业务增长迅速，股票主承销家数前5名均为深圳公司。此外，深圳券商家数、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名列全国第一（注：上述统计均含中信证券）。

与10年前甚至20年前叱咤风云的成绩相比，如今的深圳证券业，已被京沪地区券商甩得越来越远，自身业务发展也日益乏善可陈。

根据Wind数据对各券商2019年业绩统计，具有上海国资背景的东方证券营业收入排名第七，连续两年挤入前十。作为深圳国资券商的代表——国信证券营收规模排第十一，连续两年掉出第一梯队，令人唏嘘。

不仅综合实力落后，深圳券商在多个单项业务上也逐渐失去话语权。Wind数据显示，曾因“银证通”做强经纪业务的国信证券，股基交易额2005年至2011年一直排名前五，但近5年已经掉至第八、第九。

投行业务方面，在创业板业务刺激下，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曾在首发（IPO）市场三足鼎立，并催生了华南五虎。但2018年起格局生变，北京地区券商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成为“新三大天王”。

深圳证券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鹏表示，深圳券商长期以轻资产业务为主要盈利来源，对专业化要求相对较低，且表现为市场空白期发展迅猛，市场饱和期后劲不足。当证券行业处在从“通道类中介”转型到“专业型投行”的阶段，创新型业务将为券商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专业型人才不足是券商发展创新型业务的桎梏。

股东支持不力

“我们要发展，我们的资本金不够”、“如果给我200亿资本金，我就能把交易型投行做起来”、“现在就是没有钱”。谈及发展规划，中山证券董事长林炳城一方面胸有成竹，另一方面因被净资本掣肘颇有不甘。

限制券商业务规模的直接原因是净资本不足。2016年《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出台，确立由风险覆盖率、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及净稳定资金率四大指标组成的新证券业监管参数体系。

2019年，深圳地区净资本最高的招商证券才487亿，在行业也仅排名第九。国信证券掉出前10，净资本才400亿。而京沪地区大型券商资本金至少500亿以上。剔除最高值中信证券，北京地区的银河证券、中信建投，分别有690亿、540亿净资本；上海地区的国泰君安860亿、海通证券729亿。

三地券商净资本实力差距显而易见，这直接决定了券商之间的竞争力。李鹏表示，深圳券商资本规模不足，业务转型缓慢。

在林炳城看来，深圳本土券商的股东，尤其是国有资本，并没有抓住机会及时给券商补充资本金。“京沪两地国有资本对券商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深圳，尤其在券商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国有资本发挥了很大作用。”

股东的支持除了体现在净资本补充上，还包括战略定位、资源倾斜。据证券时报记者梳理，有近1/3深圳本土券商为央企背景，比如招商证券、长城证券、安信证券、英大证券和五矿证券等就属于此类。而在央企版图下，券商可能仅被当成一个支持部门，管理团队别说独立决策，甚至还要受央企限薪等制度约束。

即使是民营金融集团，也未必重视券商板块，中国平安集团对平安证券的定位就是鲜活案例。平安证券作为平安集团传统金融业务其中一个板块，主要听从集团战略安排，与其他板块形成有效配合。

“关键角色”缺席

业内人士认为，在深圳证券业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在关键时刻缺席。

前述提及的2019年券商营收排名中，上海国资背景的三家券商齐列第一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