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大连商品交易所不断探索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新路径、新模式，2015年首倡的“保险+期货”服务“三农”模式已连续五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至今试点已深化拓展为“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以下简称“农保计划”）。为进一步了解期货市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服务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大任务，近日，大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正强，对“农保计划”项目的探索、实践与未来进行了解读。
一、实施“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项目的背景？
作为国内主要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大商所一直努力探索期货市场如何更好的服务“三农”。我们认为，“三农”服务的核心是解决农民收入的保障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小康社会建设、社会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农业保险及其他支农惠农政策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仍面临如何通过市场化方式提高各类补贴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农民获得感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美国从1938年就开始探索利用保险市场为农场主提供基本收入保障，经过80多年的探索，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美国80%以上的农场主、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90%以上纳入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在其中，保险、期货等金融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商业化运作方式既保证了大量农场主的基本收入稳定，也保证了政府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我们尝试将海外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证监会、保监会的大力支持下，2015年首倡“保险+期货”服务农民管理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的模式。该模式借助保险概念易于农民理解和接受、销售渠道广泛等优势，由保险公司开发以大商所农产品期货价格作为目标价格和理赔价格基准的农产品价格或农作物种植收入保险产品，再向期货公司购买再保险服务，期货公司通过套期保值，将风险分散转移给具有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场参与者，取得了良好效果。
“保险+期货”模式推出以来，引起了社会各方广泛关注，2016-2020年，“保险+期货”模式连续五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保险+期货”试点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同时也说明组织动员金融机构、探索期货市场服务“三农”新模式的重要意义，让我们深受鼓舞。
在实践探索中，“保险+期货”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利用交易所的平台，可以集合多类型金融机构的优势，为农民提供多层次的风险管理服务。为此，2018年我们推出了以农民收入保障为目标，以“保险+期货”为主体，同时涵盖“保险+期货”、场外期权、基差贸易等多种形式，由期货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多类型金融机构、大型农产品加工、贸易等产业机构共同参与，覆盖种植、养殖行业的“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我们希望借此建立期货市场服务农民收入保障的整体框架，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发挥为出发点，推动多类型金融机构跨界合作，为农户及涉农单位提供风险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
二、五年来，大商所推动“保险+期货”试点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完善试点过程中，有哪些好的经验和措施？
在中央一号文件指引下，我所试点逐年扩面、提质、增效。2015年以来，我所累计推动56家期货公司、11家保险公司在23个省区、100余县开展227个“保险+期货”试点，覆1525万亩种植面积，涉及农户61.46万户。
一是由“价格险”到“收入险”，由“保险+期货”发展为“订单农业+保险+期货”、“保险+期货+银行”，项目保障越来越宽泛。起初，“保险+期货”保障的是“价格险”，如果售粮价格低于保单约定的价格，农民将获得差价补偿。2017年我们引入了“收入险”，兼顾价格和产量两个核心要素，为农户提供更全面的收入保障。同时，2017年的试点项目引入大型企业集团，打通粮食销售渠道，最终在“保价格、保产量”基础上实现“保销售”。此外，为解决农业生产端资金短缺的难题，依托“保险+期货”提升农民的信用水平，引入银行对农户发放贷款，部分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难题。
二是由“分散”到“县域覆盖”，收入保险在更大量级上实现突破。为提升试点项目的示范效应，2018年我们探索全县域或乡镇集中连片覆盖试点。2019年进一步扩大县域覆盖试点范围，在黑、吉、辽、蒙、鲁5省区开展了12个项目，土地668.54万亩，超过所在县级区域相应品种种植面积的60%。县域覆盖试点对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业务水平和承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证明，参与试点的金融机构有能力、有条件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业务，为全国性的普及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是保费由“单一支持”到“多方共担”，财政资金开始介入，项目推广的可持续性更强。“保险+期货”试点初期，保费补贴主要来源于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几年来我们积极推动财政、农业、金融领域部门参与试点项目。经过多年实践，政府及相关部门逐渐认识到该模式的效果和意义，参与度越来越高。2019年县域覆盖试点财政支持总额约1.6亿元，占总保费的38%。中央和地方政府以财政资金补贴保费的方式支持“保险+期货”试点，意义重大，标志着试点工作从市场自发提升到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有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