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多年来之所以保持快速发展，低成本优势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时过境迁，发展到今日，中国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已不存在。反倒是日益高涨的成本，成为了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问题、大问题。
最近因《美国工厂》获得奥斯卡奖而再次大火的中国知名企业家曹德旺，就为此困扰不已。几年前，就他为何要去美国投资面对媒体诘问，这位以“敢于直言”著称的福建商人，扒着手指给采访他的记者，细数了一笔“成本清单”：“在美国，蓝领工资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资是中国的2倍多。但是，他们的能源、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更为要紧的是，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也面临着人工贵的情况，我们的人工工资比4年前涨了3倍。”
另一位也跑去美国投资的浙江慈溪的化纤厂老板，给出了相近的答案。这位老板对比了中美办厂的成本差别，其中，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此外，美国税收优惠力度要比中国的大，而中国的人工成本优势则逐渐趋弱。
来自全球最著名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调研，也支持了这两位老板的看法：2004年美国制造业平均成本比中国高13.5%，到2014年只高出4%了，基本上每年缩小一个百分点。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未来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还便宜。这就意味着我国企业正面临着未强先高、未富先贵的困境。
而从曹德旺们的动向也可见，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正是伴随着中国企业成本的日益高涨和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底色的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如果当前这种局面不能尽快得到扭转，未来我们很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受制于成本劣势，在低端产品上，我们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展开有效竞争；而在高端产品方面，我们又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竞争。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会尴尬地卡在中间。
由此可见，成本管理已不仅仅只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手段，事实上它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负担。它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一个攸关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就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于2015年、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相继要求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就进一步明确了“降成本”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补短板”，共同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项工作任务。为此，中央多次强调，要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用能和物流成本，使实体经济“轻装上阵”。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再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等一系列降成本政策。得益于此，改革成果不断显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红利”不断释放。
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包括“降成本”在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仍然没有结束，改革依然在路上。
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疫情下大量企业不得不停工，但在停工期间，人员工资、办公费用、机器设备折旧等费用，还是会纳入企业固定开支中。有的企业甚至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有的企业则因为缺乏订单而不得不选择裁员。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开展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22.43%的中小企业将减员降薪列为其应对现金流短缺的选项。也就是说，这种影响已经不只局限于企业，更关乎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如何进一步“降成本”，也就显得更为迫切。政府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地从降低税负、用地/租金成本、社保成本、用电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入手，全方位降低企业成本，以此来支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措施是：减税减费力度还需加大，同时务必控制房价，因为这事关企业的用地/租金成本。
就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卫·李嘉图的侧重点与亚当·斯密不同，斯密主要着重于国民财富形成的原因，而李嘉图则将精力着重于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立新的经济理论，制定新的经济政策，扫清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促进国民财富得到更大、更迅速地增长。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他提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中间量，是使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而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也是资本积累的动机或目的。李嘉图在研究中发现，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把纯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所以，李嘉图认为，要想使一国经济增长，要想使国民财富增加，就必须确保资本积累的扩大，而资本积累的扩大又必须建立在采取有力办法，切实降低赋税和地租。
同时，现实需求也表明需要从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