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4-25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DF)上，十余家跨国医疗企业高管聚集，共同探讨中国医疗健康市场的发展前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等话题成为高管们关注的焦点。

商务部3月25表示，将推进医疗等领域扩大开放，让更多外资企业安心放心地投资中国，扎根中国发展。

无法忽视的中国市场

诺华首席执行官万思瀚(VasNarasimhan)表示，创新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诺华在论坛期间提交了主题为“建设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惠及中国患者”的政策建议，就加快放射配体疗法这一先进疗法的开发与应用积极建言。

拜耳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席兼CEO比尔·安德森(BillAnderson)在谈到新质生产力代表的创新技术时表示，很多新的创意和新的产品都来自于初创企业，“中国的初创企业非常了不起”。

美敦力董事长兼CEO杰夫·马萨(GeoffreyMartha)在论坛的大健康产业专题研讨会上进行发言，聚焦“健康产业亟需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他认为，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格局正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医疗科技领域备受关注，竞争也日趋激烈。但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老龄化的进程，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健康的重视，也让跨国医疗企业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美敦力将坚定地推进本土化战略布局。

武田制药总裁兼CEO卫博科(ChristopheWeber)则在论坛的研讨会上表示，将推动更多创新药物和疗法在中国的快速落地，他预期在2024财年为中国患者至少带来两款全新疗法。他还表示，尽管新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不断涌现，但许多医疗体系仍受限于资源和资金，难以满足患者的需求。

雅培董事会主席兼CEO罗赋德(RobertFord)表示，雅培的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为全球30亿人提供健康产品和服务，占据全球人口约五分之一的中国是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葛兰素史克CEO魏爱玛(EmmaWalmsley)表示：“在中国，GSK始终致力于携手患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不断深化与中国科学家和企业界的合作，发现、开发和提供中国所需的创新药物和疫苗。”

参加今年CDF的还有包括阿斯利康、辉瑞、百时美施贵宝(BMS)、丹纳赫等跨国医疗企业全球高管。这些企业在中国都有很深的布局，并与本土公司深入合作。例如今年年初，阿斯利康就以约12亿美元的价格整体收购了中国生物药企亘喜生物，开创了跨国企业收购中国生物药企的先例。

创新带动供应链上下游发展

今年的CDF上，不少跨国医疗企业高管都谈到了深入中国本土供应链布局。一方面，跨国医疗企业正在持续投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也正把中国本土研发医药公司和产品带向全球。

以美敦力为例，2021年10月，该公司医疗科技产业基地项目落户上海临港;2023年4月，启动首条生产线建设;2024年3月，首个心脏疾病疗法产品下线，创造了“中国速度”。

除了医疗器械企业，药企也在加大对中国本土生产制药的投入。阿斯利康全球CEO苏博科在CDF期间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生物制药行业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期，阿斯利康宣布了多个在中国的新投资项目，包括投资4.75亿美元新建无锡小分子药物工厂，以及投资7亿美元在青岛建设吸入气雾剂生产供应基地。

跨国药企对中国的创新承诺也带动了上下游供应链的发展，例如用于药物成分分析检测的仪器设备商也将受益。

美国分析仪器公司沃特世的仪器设备和技术用于几乎所有的大型药企。沃特世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李庆曾担任GE医疗、因美纳等多家美国医疗企业高管。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几年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呈现出新的格局，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李庆表示：“早期跨国公司看好中国是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但近5-10年的变化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开始转为由创新驱动，从原来单纯的市场转变为医药研发的策源地，而且研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产品可供应全球。”

分析仪器作为医药行业创新发展的推进器，对于市场的变化具有相当高的敏感度。李庆表示，由于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对跨国企业成本要求的提升，包括沃特世在内的跨国公司都在认真地考虑本土化战略。

他还表示，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的医疗市场，而且随着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和老龄化进程加剧，医药和医疗市场规模增加是必然的趋势。“我们正在逐步将全系列产品，从高端到中低端的产品线，都拿到中国来生产，今年5月就将有一批中国本土生产的仪器上市。”李庆说道。

新格局下的行业如何发展

伴随着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合同研发与生产企业CDMO/CXO公司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国立法者对生物安全的高度关注;二是中国国内的带量采购趋于常态化，让我国医药行业加速投入全球新药研发创新的洪流中，配套的政策以及医疗支付模式也孕育变革。

武田制药CEO卫博科认为，中国应该摒弃传统的按服务收费的模式，转向基于价值的医疗体系，即根据治疗结果和照护品质来付费，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