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以来开展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第6个年头，也是6年来新药评审和谈判数量最多的一年。对此，有必要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进行总结。

为此，《健闻咨询》联系上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授权发布其最新研究作品《中国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回顾和展望》。

本文根据文献、官方公布的数据和网络报道资料，对当前医保药品价格谈判政策进行分析，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总结，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一些看法和展望，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1.1第三方支付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除了非处方药以外，大部分临床用处方药需要医师开具处方后在医疗机构内获得，或者处方流转到社会药房后才能买到。因此，医生是患者的“代理人”，两者的关系是“主体—代理”的关系，医生根据患者病情施诊用药。在社会健康保险为主的国家，患者并非支付全部的药费，有保险覆盖的患者，除了需要自负一部分“共付”费用和自费购买没有列入医保基本药品目录的药品，大部分药费由社会健康保险部门或者由私立商业保险公司支付，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方”付费，也可以将这些第三方组织统称为购买者或支付方。

1.2战略购买和价值购买

医药企业是药品的生产提供方，而医院和患者是药品的需求方。患者可以根据个人支付意愿和药品销售价格，在药品市场上买到所需的药品。医疗保险部门可以代表广大患者，根据社会支付意愿扮演购买者的角色，发挥战略性购买的作用。国家医疗保障局认为，“在医疗保险支付中，需要逐渐从被动给付走向战略性的购买，进而获得更低成本、更合理、更有价值的医疗保障服务，包括对药品、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的选择”。战略性购买是以近搏远的系统性改善和趋势性优化;以量搏价，提升医保集团购买的基金绩效;以质取胜，引领医疗服务体系的价值导向。随着创新药的不断出现，为患者提供了更有性价比和更高临床价值的药品选择，战略购买进一步发展成价值购买。

1.3买方垄断

创新的独家专利药品在专利到期前，是卖方的垄断定价。医保行政部门代表投保者的利益，通过战略购买，发挥买方的垄断作用，利用买方垄断势力和市场竞争，有效地影响药品的价格。买方(医疗保险部门)可以在竞争市场中获得更加低廉的药品价格;也可通过对医院、药店和药企实行议价或选择性签约的方式，购买药品、耗材、医疗器械、检验、疫苗和医疗服务。

1.4价值谈判

近年来，医保谈判已从单纯降价的“战略购买”逐步转向“价值购买”。医保谈判的药价主要基于药品的临床价值，在全面科学评估的基础上确定社会意愿支付价格，与企业谈判协商。企业在“以量换价”的市场机制下，在不超出医保基金和广大参保人员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最终确定谈判药品的成交价格。

1.5政府作用与市场竞争

独家药品的价格需要通过谈判，同时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而非独家的药品则可以发挥市场机制，通过多家竞价的方式来降低药品价格。在我国，药品定价经历过成本加成定价、制定最高零售价、流通环节两票制、医院零差率销售、带量采购、价格谈判等，多项措施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带量采购和价格谈判是我国控制药品价格的主要手段。

我国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现状

2.1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回顾

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基本、患者受益”，限于我国医保统筹基金的有限性和创新药物社会需求的无限性，需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药品保障水平的提升建立在医保基金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国家开展药品价格谈判的作用，就是解决三方的可负担性问题，即医疗保险部门首先要确保医保基金的可负担性，其次保障患者群体自费部分的可负担性，第三是医药企业对最终谈判达成的协议价格可以承受，既能满足生产成本又有一定的利润，促进再生产和保证对研发的进一步投入。通过医疗保障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

从2018年开始，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实现了“一年一调”的常态化调整。随着国家药品监管局加快新药审批，新药申报上市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从2015年(改革前)的28个月，缩短到12~14个月。另外，对一些临床急需药品可以通过纳入临床急需境外新药采购，近期在海南和北京分别建立药物先行区，探索未在国内注册上市的进口罕见病药物在特定医疗机构指导使用，加大对生物医药创新的支持力度。

自2017年初开始药品价格谈判，有36个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平均降价44%。2018年开展肿瘤药物专项谈判，有17个抗肿瘤药品通过谈判，平均降价56.7%。近几年来，医保谈判药品的平均降价幅度基本在50%~60%。谈判成功率则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022年超过80%。

医保价格谈判工作经过6年的实践，其实施过程已基本定型，包括企业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谈判竞价、结果公布5个环节，每一环节都力求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提速增效、民主协商、不断优化。医药行业也形成并遵守申报、评审、保密、自律等各项原则，每年谈判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