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相形之下，国内大科研院所、大医院的源头创新能力，却没能得到很好的激发。

这些大医院、大学要摆脱束手束脚的状态，需要机制上作出相应调整。而且，创新药物的研发如同一场马拉松，对于率先跑过终点的选手，如果制度上不能保障充分的激励，那许多人根本就不会开始第一公里的起跑。

“如果市场不能让创新得以延续，不能让创新得以盈利，那么相信最后一公里将决定第一公里也迈不开步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表示。

“为什么束手束脚”

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的创新能力提升非常快。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市场开拓能力的企业比如百济神州、复星医药等也在成长起来。上海、苏州等城市集聚了一大批敢闯敢干，又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不足之处也明显。跟欧美相比，国内的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的能力还比较弱。

“不在一个层级上，他们的转化体系建设比我们强很多，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转化体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涉及了体系问题和中间执行层的问题。

朱同玉以国有母基金为例，解释了体系性问题：国有母基金很难投到真正的原始创新里去。

国有母基金往往投资比较成熟的、甚至将要上市的企业。这个阶段的企业风险可控，尽管收益也偏低。国有母基金的这种偏好，根植于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标准，这与生物医药原始创新蕴含的巨大风险难以兼容。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考核机制，要借鉴国际上基金的考核机制。比如考核多少项目、产生多少专利、培养多少人才，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列为指标限制了母基金的投向，它不敢投原始创新。”朱同玉说。

国家政策有鼓励，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也有积极性。但总的来说，朱同玉感觉到现在的成果转化过程还是放不开手脚。

“为什么束手束脚?中间有比较复杂的审计过程。现在鼓励医院搞科创，可以引入资本，可以成立公司。上面有政策，下面也很有积极性，但是中间执行部门的积极性不高。”朱同玉表示：“我主要负责转化这一块，我理解中间各个部门，对政策的理解是不到位的，所以确实有难度。我们国家把成果转化完整的链条做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宋瑞霖同样观察到医药创新与基础研究的脱节。

“我们现在医院仅仅是在做临床试验。这与真正的源头创新其实有很大的距离。”宋瑞霖在首届浦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论坛上表示：“我们国家建立的临床医学中心，其中9家医院近10年未开展干预性的临床试验。国家临床医学中心没做研究，依然在看病，仅仅是医疗机构而已，这是我们巨大的欠缺。”

宋瑞霖认为，在这样的医学研究中心，所做的不应该只是企业委托的临床研究，而应该更多做干预性临床研究，也就是真正发现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的研究。

“我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对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研究做出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开放，起码挂牌的这些国家医学中心应当允许做主动性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要求他们只能做已上市药品的新增适应症，这样极大限制、束缚了中国源头创新。”

宋瑞霖建议建立国家级别的数据平台和生物医药管理平台。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医学界和医药器械企业早就意识到的，医院内部长久存在的数据孤岛问题。

“医院产生的大量数据都变成了孤岛，大量的样本库变成了冷冻肉。”宋瑞霖表示，这样的情况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值得改变。因为人工智能发挥效用的前提是有大量的、优质的数据。如果全国优质的三甲医院累积的大量病患数据在科室之间不能流通，医院与医院之间数据流通的壁垒高筑，那人工智能就很难在生物医药领域发挥魔力。

标准接轨国际

中国已经是全球生物医药专利申请大户，但这些专利放在国际平台上来看，其实际价值要打很大折扣。

“我们有多少得到国际的专利认可，就是PCT的认可?这个数字上我们和美国有巨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报告，我们相当一批专利从申报之初就没想过要转化，申报时想的是证明‘我还可以’，‘怎么能评上职称’。这稍显本末倒置。”宋瑞霖表示，“如果我们的源头就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转化成产品，这个源头之水其实价值比较低的。”

如专利一样，企业界更多以国际通用标准来衡量创新的真实价值。实际上，过去十年，政策也有意识的推动中国生物医药的标准与国际接轨。

2017年6月，中国加入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ICH)，并于次年成为ICH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与其他国家共同参与药品注册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

中国加入ICH之后，引入了全球通行的药品研发与注册技术要求。类似的,美国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是全球最高的，现在中国不少企业也是这一标准的跟随者。截至目前，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规则和政策，“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的规划、计划都是跟随的。”宋瑞霖评价说。

标准的接轨，与其他各项制度改革一起，令中国的医药创新的水平逐步提高，其中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药企参与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的巨大变化、中国新药研发管线的迅猛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