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三明市尤溪县医院(现尤溪县总医院)“年薪计算工分制”实施的第二年，在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尤溪县医院院长(现任尤溪县总医院党委书记)杨孝灯作发言。

发言之后，国家卫健委把尤溪县作为县域医改经验的一个典型样本在全国推广，并在北京等地办班，请杨孝灯做师资培训，做了二三十期。

但在培训班上，对“年薪计算工分制”这个公立医院薪酬改革方案，各家医院负责人的态度迥异。“认为医院是公益性的，就很认可这个方案，还认为医院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就不太认可这个方案。”杨孝灯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2014年，在被称为“三明医改操盘手”詹积富的点拨下，在三明“目标年薪制”的基础上，杨孝灯牵头研发“年薪计算工分制”，并率先实施。

2015年，三明“目标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改革全面推开。

如今，“年薪计算工分制”已经在尤溪县总医院这个覆盖三级医疗机构的紧密型医共体中良性运行多年。

不仅如此，在三明市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9年多后，国家卫健委在总结三明医改精髓时提道：“建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每个县组建总医院，整合医疗卫生资源，健全健康绩效考核评价的机制。”

三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詹积富今年在青海省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做报告时表示，三明成立医共体的本质，就是让一个个医疗机构联合起来，总医院就是健康管护组织，有固定的管护对象，健康管护的责任不仅是提供治疗，还要加强医防融合，提高老百姓的健康素养，让所管护的人员少得病、迟得病、不得病，这才是“以健康为中心”。

詹积富认为，医保基金用于看病医疗是必须的，也只是基础，但用于健康才是最终目的。要把医保基金从只能支付医疗上升到医疗和健康管护，并按人头年度打包支付。打包支付的对象是一个健康责任共担、经济利益共享、县乡村人财物一体化管理的健康管护组织(总医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医务人员“左手做预防、右手下处方”。

县域综合医改，在我国医改工作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国务院医改办提出，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

县域医改做得好，医疗资源才能实现均衡布局，分级诊疗也才能真正实现。而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年薪计算工分制”在尤溪县紧密型医共体这个“庞然大物”中，是如何运行的呢?

“做一个紧密型医共体”

医共体全面赋予总医院人事、薪酬、财务和经营管理自主权。

经过多年医改实践，在三明医院管理者的眼中，“工分制是好用的”。但对县域医共体来说，工分制的落地并不简单。

尤溪县是个拥有45万人口的山区县，是三明市最大的一个县。

在三明医改走向“以健康为中心”的第三个改革阶段时，2017年4月，尤溪县紧密型医共体成立。这是三明市第一个紧密型医共体。

跟之前的医联体和松散型的医共体不同，尤溪县紧密型医共体联合15个乡镇卫生院、1家卫生服务中心和212个村卫生所，医共体全面赋予总医院人事、薪酬、财务和经营管理自主权，其中总医院与中医院实行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两套财务、一体管理”的模式。

杨孝灯告诉记者，尤溪县总医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广义的，指的是整个覆盖县、乡、村医疗机构的统称，也就是医共体;一个是狭义的，就是指原来的尤溪县医院。

在三明，医共体并非新事物。在此之前，尤溪县有两个独立的医联体，原尤溪县医院和尤溪县中医院分别领衔部分乡镇卫生院和公办村卫生所。

但由于医保基金实行总额包干，在医保资金分配、管理、参保对象就医、核算、分级诊疗、下乡等方面逐渐出现了弊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引发了县域内的竞争，各医联体更多的是想怎么样让“各自利益最大化”。

2017年2～3月份的时候，时任尤溪县医院院长的杨孝灯，曾向已经在省里任职的詹积富提出：“两个医联体不好做，能否做一个医共体?”

因为尤溪县是三明市第一个做医保基金包干支付的试点县，所以杨孝灯提出建立一个医共体的建议后，市里非常重视。

随后的4月，三明市做出决定，每个县只做一个医共体，而为了突出公益性，给医共体命名时，最终选择了“总医院”，而舍弃了“医疗集团”。

“尤溪县总医院挂牌后，福建主管医改的副省长很认可尤溪县的做法，随后把一个有全省几十家总医院参加的重要会议放在尤溪县召开。后来，三明市12个县全部成立总医院，福建省人口规模像尤溪县这样的县也陆续都成立了总医院医共体。”杨孝灯说。

2015年，三明市已全面推开“目标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改革，其中，“年薪计算工分制”是在杨孝灯牵头下，原尤溪县医院首创。

“2014年，时任三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詹积富到尤溪县考察的时候，向我询问绩效分配的问题，我汇报完之后，詹积富说：‘你这样的分配方案不行，你能不能像当年我在尤溪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挣工分一样，实施工分制，就是说，医生的收入不能与医院的经济收入挂钩，而是与工作量挂钩。’”杨孝灯向记者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