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做了3年医药代表的魏萌感觉，这个行业有点干不下去了——有这想法的人不只她一个。
2015年，魏萌入职一家位于南方省会城市的外企制药公司，从事心血管疾病相关药物的推广。彼时，心血管产品在整个市场里的份额还非常可观，药企对治疗药物的投入很大，从业人员规模也相应较为庞大。在魏萌等医药代表眼中，那个阶段是心血管药物的“黄金时代”。
魏萌用3年时间将一种药物在一家医院从零开始推广开来，迎来她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但3年后，随着“4+7带量采购”政策的到来，她负责的产品被纳入到集中采购的范畴，魏萌所在的整个团队都不再被需要了。
2018年11月，《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发布，在中国11个城市，针对仿制药、过了专利期的原研药，国家试点集中采购。招标公告中会公示所需的采购量，即“带量采购”，投标过程中，药企除了要考虑价格，还要考虑能否承担起相应的产能，然后再报价及议价，价低者中标。
事实上，带量采购相当于一次规模较大的“团购”，公立医院将所需采购量上报给各试点地区的联合采购办公室，有点像“拼团”，目的就在于降低药价。
该政策带来的结果很直接。进入带量采购的药品不再需要药企向医院直接推广，药企与医院中间的沟通环节被简化;价格而不是医药代表的能力成为药品能否被采用的最重要因素，医药代表的作用从而被削弱;被纳入带量采购的药品降价幅度平均超过50%，所创造的利润大为降低，很多药企都因此调整甚至干脆取消了这类药品的产品线。
魏萌不得不重新规划职业方向——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建立在职业晋升的目的上，而是迫于环境的不得已而为之，“这属于降维打击，直接就把你‘团灭’了，更别提职业发展了，我们只能去寻找别的机会。”
每一次相关政策变化都会给作为医疗行业中一环的医药生产和推广带来不小影响，医药代表作为其中的个体，更容易在变革的“大浪”中受到冲击，甚至如同沙粒一样被“吞没”。
2020年12月1日，《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执行，对医药代表的定义、主要工作内容都做了规定。这个在中国内地发展了20多年的职业，似乎在新的“浪头”打来时，迎来了关乎存亡的重要时刻。
1980年代末期，医药代表这个职业首次出现在中国内地。第一批聘用医药代表的药企基本都是外资。与外资公司医药代表相伴的是高收入、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相对透明的晋升机制，这促使很多医生离开医院稳定的工作涌入医药销售行业。
陶亮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陶亮从北方一所医学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外科医院做临床医生。但工作3年后，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和晋升空间都十分有限——刚毕业时，陶亮的月薪是170多元，如果表现较好，一年以后能涨到300多元，但这基本已是在他那个阶段医生月薪的“天花板”。
在他同届的同事和同学中，有人更早投身医药代表行列。从他们那里，陶亮了解到，做医药代表基本工资能拿到2000元，再加上奖金，月薪达4000元左右。
与如今不同的是，因为基本都是医疗专业人才，医药代表当年具有较高的职业门槛，相应的，职业地位和口碑也较高。1990年代中期，外企对于医药代表招聘的基本门槛是大学本科，企业培养一个医药代表往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不断的考核，“当时是把我们向行业专家这个方向培养的，起码能在一个领域里和医生探讨病情、对医生有所帮助，在此基础上才是销售推广，所以这个职业还是能带来很多成就感的。”陶亮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更多是医疗服务，而不是销售。”
1996年，陶亮进入一家日资制药公司。最开始的两年，他负责在临床推广神经内科相关药物产品。当时的医药代表，每个人手里会被分配到几家重点维系的医院，即所谓的“客户”。一款药品的入院流程相较于后来更为严格，推广的手段也更为学术化。
首先，医药代表需要找到所负责药品对应科室的负责人(一般是科主任)，得到负责人对药物的认可，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医药代表做大量的学术工作，例如在医院科室组织学术会议，提供足够多的文献资料作为药物疗效的参考。
医生认可后，会先提出药品入院的计划，药剂科再根据医院所需要的数量来统一招标采购，这也需要医药代表做进一步沟通，而等药物真正入院之后，医药代表还需要深入临床去观察病人使用药物的情况，对药物的改进做出反馈。
这家日资制药公司当时将医药代理分为两个部分。学术部会更专精于药物的学术探讨，薪资固定;陶亮所在的销售部，与薪资直接挂钩的就是销售业绩。“每个人的任务量是不一样的，会根据你所掌握的医院资源或前一年销售额每年做调整，比如头一年的任务量是500万元销售额，那么第二年就可能要求20万元的增长。”
和如今没有太大变化的是，医院和医生相对于医药代表来说仍是“甲方”一般的存在。陶亮至今记得他所接触的一个科主任，在一次早会之后因为与院长发生争执，把气出在了他的头上。不尊重的态度让他沮丧过一段时间，后来，他调整了心态，在这个主任生日的时候送了礼物，加深了关系。
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