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的发展，逐步改变了劳动的底层逻辑。劳动原本是人利用工具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但是在如今的生产中，人类俨然成了工具、制度等物质性存在得以改造世界的辅助手段，劳动者的工作由机器发出指令，并协调、监督，而大型组织的运行规则遵循的也是机器逻辑而非人文逻辑。

人与机器协同生产的理想状态是，在机器的帮助下，人们只需做轻微的调整，从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然而，我们更熟悉的模式是，大型企业对劳动过程进行分割、重组，以计件制的方式，将工作外包，并支付微薄的薪资，比如工作内容枯燥、繁琐的数据标记员;或是要求劳动者配合机器的运行规则，进行高强度的修补性、重复性劳动，比如微博热搜瘫痪以后，需要连夜加班的程序员。

技术的演进原本为创造力的施展提供了可能，但是如今却禁锢了创造本身，甚至使得劳动者的尊严荡然无存。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人并没有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和主观能动性，而是成为机器附属的“社会螺丝钉”，终日劳碌，精神紧绷，与人的本真需要背道而驰。

劳动即奴役?世界并没有变好

《辞源》中写道：“凡用体力以从事工作，谓之劳动。因谓专恃作工以谋生活之人为劳动者。”换言之，“劳动”意味着体力的辛劳，是人类为了延续生命体征，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劳动由家奴和农民承担，奴隶主和地主则免受这种苦役。随着基督教哲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不再被视为低劣的活动，而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的基础，也是上帝的指示。它既意味着体力的付出，也意味着语言、身体和大脑的发展，从而达到“人本质的新充实”。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的出现和新技术的更迭，颠覆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劳动的过程日益精细化，运行逻辑愈加复杂。劳动也从人与人的关系，逐步演变成人与机器的关系。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大量企业用机器代替人力服务，赚取“机器红利”。人们正进一步丧失对劳动的控制权，以及劳动的获得感。与之相伴的，是个人主体性的丧失。

主体性意味着个体可以独立思考、自主决策，践行自身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意义。但是，现代性却通过消解传统意义、提供"标准程序"和"正确答案"的方式，诱导人服从。

一方面，与生产资料剥离的劳动者无法自由选择劳动对象、劳动形式、劳动时间，也看不见具体的劳动成果。劳动不再意味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顺应时令，科学技术的普及，要求人们适应新的工具，也催生了全新的社会运行方式和群体的价值观念。

具体而言，机器和软件有固定的操作步骤，其运行可以持续24小时，且具有高效化、标准化的特征。因而，农业社会的昼夜节律逐渐失效，工作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像机器一样永不停息地运转”本身，代替尊严、成就、意义和创造，成为最大的职业道德。

此外，劳动者需要在技术设定的框架内工作，比如无处不在的“演示文稿”“周报日报”“默认字体”“产品规格”“工作会议”“KPI”等，这也使得形式反向规制了内容，并以专业化为名粗暴地贬低了其他创造性的可能。传统的“工匠精神”正在被现代化的生产模式所淘汰，有的因为文旅的兴起而成为观赏性的存在，有的被现代广告收编，成为虚实参半的“口号”。事实上，“工匠精神”愈加被主流文化和消费者推崇，就愈显示出其稀缺性。

另一方面，人们被多样化的媒介、不容置疑的现代文明和日益繁杂的组织架构裹挟，无法识别自己的真实需求。商品的激增和为了倾销产品而形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助长了无限膨胀的欲望，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占有”成为唯一的生活法则。劳动者转变为消费者，希望通过购买实现通往其他生活方式或阶层的可能，并且把自己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在交易市场中，情感、尊严、服务、学识、时间、道德都可以拿来交换。拥有财富的买家、发放报酬的雇主居于上位，而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则处于劣势地位。

这种看似软性的生产和消费，实则具有极大的强制力和危害性。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果不再清晰可见，工作意义被逐步消解，柏拉图主张的闲暇和本雅明推崇的灵韵，也在效率至上和机械复制面前黯然失色。现代人深陷罗萨描述的“加速社会”之中，被庞大的社会系统推向前方，不断生产、消费，却与自身的感受、需求、思想隔膜日深。

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产物本是非生命的存在，却得以主宰生命，这是对人的异化。目之所及，人们在劳动中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换言之，我们并没有在启蒙运动后，成为自我和社会的主人。

人员即商品?无处不在的生产流水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分工理论，他指出，由一种劳动转向另一种劳动，往往需要损耗一些时间，分工的精细化能够使生产效率得到成百上千倍的增长，而分工的程度又取决于市场规模。1913年，世界上第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的出现，将分工推向了更精细的层级，传送带成为现代工业的标志。

如今，生产流水线不只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于大型工厂中，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