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报道
在ChatGPT点燃全网热情的时候，严虹并不为所动。
这样的“狼来了”，在速记这一行已经喊过无数次，“现在都已经无感了。”
速记是一门将稍纵即逝的口语转化为书面文字的职业。在全国多个大型会议中，常常能看到速记员(业内官方称速录师)的身影。但速记的圈子又很小，今天，在一线城市，如北京，有两百多名速录师，而在二三线省市，如贵州，这一数字仅为4人。
ChatGPT带火了AI大模型，而AI大模型正逐步赋能于具体行业的具体领域。目前来看，语音识别赛道率先有了动作。
6月1日，阿里云宣布聚焦音视频内容的AI新品“通义听悟”正式上线，成为国内首个开放公测的大模型应用产品。通义听悟接入了通义千问大模型的理解与摘要能力，能够完成对音视频内容的转写、检索、摘要和整理。
6月9日，科大讯飞的软件产品“讯飞听见会写”也迎来了讯飞星火大模型发布会后的首次大版本更新。据介绍，讯飞听见会写不单集成了语音转文字的能力，还能提炼出会议纪要、生成待办事项，利用AI编写稿件等。
不少人预测，ChatGPT的出现标志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开始——这一次，“狼”真的要来了吗?
“反向宣传”速记员会不会被AI取代?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李君隔三岔五总得被问一遭。
在我国，现代速记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末，但行业在2000年后才真正发展起来。2003年，速录师正式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在当时媒体的描述中，速记是一个“新兴朝阳职业”，高薪且人才告缺。2013年，北京市速记协会披露数据称，全国文秘速录人才缺口已达到25万左右。
李君就是在那几年入行的。她出身于贵州贫困山区，因一次扶贫活动进入冰心女儿吴青开设的农家女学校，经过公益培训后，“阴差阳错”地学了出来。
那时候她还没有人工智能的概念，也不知道语音识别。“我刚出来工作时买的第一台手机恰好用的是讯飞输入法，我第一次知道‘讯飞’俩字。”只是李君不知道，在后续多年中，外界关于她所从事职业的讨论，将始终伴随着以这两个字被代表的一批智能语音识别企业的崛起。
从2016年李世石惨败阿尔法狗，到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AI的智能程度一次次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近期，关于AI取代人类岗位的言论再起，满城风雨。
但在速录师自己的圈子里，AI技术的进步似乎暂时还跟不上他们业务扩展的速度。最早的时候，李君在北京工作，后来回到贵州，开始也只是给外地同行整理录音，本地很难接到活计。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数博会、酒博会、生态会等标志性大型活动越来越多地在贵州举办，当地会议市场逐步兴起，速记也因此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李君感觉，至少在疫情到来之前，速记的发展势头是一年比一年猛的。
从报酬来看，据北京速记协会出身的元元介绍，鉴于速录师的资历水平、服务的客户群体、速录文稿用途等客观因素不同，收费标准各异，一般在600-3000元/半天。
多位速记从业者向21记者反馈，相比于AI，真正给行业带来切肤之痛的是疫情。疫情前，李君的平均月收入在1.5万左右，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大量会议无法线下召开，她的收入在前几年近乎腰斩，今年市场也许会逐步回暖。
AI当然也会有影响。来自北京的速录师严虹偶尔会听到同行抱怨，语音识别让他们失去了一些大客户。一些要求不高、难度不大的速录工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即可完成。
但也存在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李君和严虹均提到，原本，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速记的知名度并不高，很多地方甚至不知道这一行的存在。而AI、语音识别相关企业铺天盖地的推广，竟也反向宣传和科普了一把速记行业。她们损失了一部分老客户，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新客户，或者有的客户试用了一段时间的语音识别后，又倒回头来找了速记。
深圳市黑匣子速记有限公司(下称“黑匣子速记”)同样观察到，部分单位在采购了AI语音识别服务后的使用率并不高，存在闲置现象。
事实上，让黑匣子速记困扰的还另有因素。这两年，保密规定趋严，限制了第三方速记服务商参与保密性的内部会议的资格，而保密资质又门槛太高，不适合小微速记企业的现状，对公司业务造成较大冲击。
大模型再加工大屏幕上，演讲内容由AI语音识别转写为字幕，实时呈现给观众;台下角落，速录师手指快速敲击键盘同步记录，并在会后输出一份详尽的速记稿。台上台下，既各司其职，也无言较量。这样的场景在近两年的大型论坛上并不鲜见。
多年从事速记的经验让李君深刻感受到语音识别技术的变迁，“从连分句、分段等都无法完成，到标点符号的使用越来越规范、能够区分讲话人、过滤‘口水话’，技术的进步加上宣传造势，焦虑感还是有的。”但也在这个“切磋”过程中，让她坚信人类仍有不可替代性。
多位速录师认为，AI语音识别对环境、口音要求高，“听到什么就记录什么”，筛选、识别功能弱。有时候，客户委托整理的录音文件中，会附带一份语音识别文字稿，他们曾尝试在该稿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修改，但所花费的时间往往比从头听录音整理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