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城市与我们：跨越边界”三联人文城市光谱论坛上，人类学家项飙以《从虚拟世界到真实社交，我们如何重建附近?》为题，提出“最初500米”的设想。

在数字时代，人们前所未有地依赖网络，沉溺于虚拟世界，真实的社交逐渐稀缺。人作为城市的主体，需要有意识地跨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正因如此，三联人文城市季以“跨越边界”为题，邀约包括项飙在内的八位嘉宾，围绕虚拟与现实、有形与无形等各种不同的“边界”展开对城市与边界的探讨。

项飙说，他对于“最初500米”的思考，是针对“最后500米”而来的。“最后500米”是电子商务公司平台、物流以及由城市管理部门提出的，“最初500米”则是反过来，从每个个体出发，从自己身边的500米延伸开来，连接一个更大的世界。

去年，项飙舍弃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的教职，奔赴德国城市哈勒，在国际顶级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担任所长。

不会说德语的项飙，目前跟家人定居柏林，平时坐一个多小时的高铁从柏林前往哈勒工作。在建于20世纪10年代的百年老公寓楼里，他以“最初500米”的方法，开始自己在新环境下的社会行动。

他家附近没有地铁，只有公交车，步行去女儿的学校只需十分钟。步行是他观察四周的机会，周围的人纳入他的视线，成为关于“附近”的研究对象。他跟卖冰激凌的意大利人攀谈，观察修自行车的以色列人的工作方式。他留意到楼上住着一位钢琴家、一位数学家。在楼下花园散步，又认识一位退休的德国工程师，一段随意的聊天开启他对俄乌冲突的新思考。长时间的观察，带着真诚去对话，是项飙了解事实细微肌理的“唯一可靠的办法”，也是他认为的当代社会科学最好的研究方法。

这些年，不少学者从各自学术领域跨界到大众视野，成为明星学者，项飙是其中之一。他从人类学视野出发，以细致入微的表达输出独到观点。在《十三邀》节目中，他与许知远关于内卷的对话，形成了社会热点话题和共识。他那句“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这么空转”，成为关于内卷死循环的讲述中，一种无比真切的描述。

项飙认为，现代社会的趋势是人越来越原子化，对附近丧失兴趣。随着“附近”的消失，人们很难在现实中切身了解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

这种“附近的消失”，在今年疫情期间又被人们反复讨论。在上海这座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各个社区的团长开始涌现，在特殊时期帮助解决社区物资的燃眉之急，实现民间互助。消失已久的邻里关系、人际关系在疫情时期重新建立，“远亲不如近邻”也多了一层“患难与共”的含义。

在“最初500米”的提议中，项飙希望每个人能从身边的人开始观察留意，从一草一木，从邻里，从周围的人和事，去探究“最初500米”是如何聚合在一起的。

“它是一种以我们个体出发，从每个人自己出发的一个小小的社会行动。”他说，当每个人从自己身边的500米去看，就能把个体和更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比方说每天早上你跟电梯里的那些邻居是什么关系，你出门的时候跟那些保安是什么关系，你跟每天早上经过的早点铺、业主、打工人是什么关系?”

生活在中国，人们能享受极为便捷的生活，比如动动手指，就能在任何时段迅速点上一份外卖。在项飙看来，这是城市生活的“功能性过剩”，“今天的各种硬件、软件的发展，各种管理措施的到位，其实使得我们功能性急剧发达，甚至过剩”。

相对而言，他认为城市生活的生态性不足。这就造成人们表面上在社交媒体上极为活跃，但年轻人又觉得内心孤独无援，身边缺乏强有力的支持系统，非常个体化。有些年轻人在线上才感受到真实，敢于表达自我，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这些都是“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所产生出的悖论。

“吃饭靠外卖，出门打滴滴。上下楼坐电梯，看着手机根本不管身边的人是谁，那样的生活是最舒适、最高效的。但同时我们知道，在这样高度舒服的环境下，会出现空虚、焦虑、压抑，然后是病理上的抑郁症。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困难太多，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了解困难、了解差异的基本能力。”在三联人文城市光谱论坛上，项飙这样说。

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项飙进一步阐释了他对社区、对“生态性不足”的看法，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重建“附近”。

《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

项飙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3月版

对话项飙：从“最初500米”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

第一财经：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提出的，他强调社区和社会共同体是一种组织化的治理体系。过去，中国的社会共同体以单位为纽带建立。随着单位制瓦解，社区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社会共同体的连接渠道。你怎么看社区概念在中国的变化?

项飙：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对“单位制”做一点澄清。单位制是改革前对在城市里大单位里的职工而言的，所以它针对的人群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没有正式单位的、或者单位比较小的城市居民来说，邻里街道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组织的方式。广大的农村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