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槽大会》大张伟那期，脱口秀演员池子讲过这么一个段子：

“有人说大张伟抄袭，大张伟老师就说——‘我是音乐的裁缝。’我觉得你当裁缝可以，你自己买布行不行?人家都做成衣服，你给别人剪了，你是裁缝?”

别人用自己的作品说话，有人却用别人的作品说话，这一情节并不仅仅是脱口秀的梗，也可能与判例扯上关联。

在中文互联网上，“视频博主”将影视作品进行剪辑、拼接、搬运，以及未经授权“二次创作”的历史由来已久。

如果说上述剪辑在某个阶段尚有正面价值——如提醒创作者重视观众，在长视频推行会员付费模式后，事件要义理应转向——观众也要尊重创作者。

何况门户时代的剪辑，无论出发点还是朝向，都和当下的剪辑截然不同：前者是在甄别“劣质”内容，体现了草根意志对精英话语权的回应;而后者是在搬运“优质”内容，并借此窃取流量变现的密码。

用央视《正点财经》的话讲，这种剪辑式搬运的目的，是通过热门内容快速获取流量支撑，然后搞直播带货。其变现空间之大，如同网上经常会出现的推文——《我把xxx搬到xx，一天收入x万多》，从事影视剪辑的视频账号，粉丝量高的可达几百万，还出现了教人剪辑的教程。

《2021年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显示，2019年初至2021年5月，12426版权监测中心累计监测到300万个侵权账号、1478.6万条二次创作侵权与416.3万条原创侵权短视频，点击量共5.01万亿次，按万次点击10元计算，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1亿元。

对于盗播侵权，影视行业有过不少倡议，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去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2021年4月9日，包括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新丽传媒、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在内的70多家影视公司、长视频平台及从业者发表联合声明，抵制网络短视频的侵权行为，呼吁责任方提升版权意识，建立“先授权后使用”的良性生态。

而“算法推荐案”之所以在近日促成有利于长视频的宣判，或与行业联合呼吁之下、去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出台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相关。

2021版《细则》中写道：未经授权，不得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

而在大众层面，以往对这类事件保持缄默，是因为艺术作品盗版与否其实很难判断，不是难在道德上，而是难在认知上。

以电影为例，正盗版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中间地带，不是正版，并不意味着属于盗版，而是叫做资源。一个比较公允的理解是：只有当该内容被国内发行方支付费用引进之后，理论上才构成侵权，盗版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没有正版，也就无所谓盗版。

如果说进口内容的盗版界定尚处文化盲区，可国内短视频对国内长视频——尤其是对后者定制内容和自制内容的盗版，则从一开始就是事实清楚、性质明确的。

之所以要谈这件事，是因为我看到网上一些互联网和传媒股的观察者长期以“唯数据论”来衡量长短视频，并动辄得出长视频不是好生意、注定被短视频替代的结论，深感这些观念对读者的误导。他们的文章纵然堆满数据，“短视”思维却溢于言表，更是影视内容的门外汉。

《奈飞文化手册》里有一句话——“人们把数据当成了答案，而不是提出好问题的基础。”文娱行业是数据说了最不算的一个行业，连硅谷的Netflix用数据拍《纸牌屋》都不过是讲给资本市场的故事，真正的核心是它争取到了握有原作改编权的大卫·芬奇来当制作人。

市面上与“视频战争”相关的观点，很多地方都值得商榷。

首先，如果一门生意是在另一门生意合法收益的基础之上，那么前者纵然是一时的“好生意”，最终一定难言长久。

其次，有些观察者很喜欢混淆概念，权利人一提盗版，他们就跳出来说这些被盗版的内容很烂，所以侵权有理、盗版无罪。这是一个流氓逻辑：强调内容烂就活该被盗版，就好比在说一个人瘦弱就活该被抢。更何况持有这种逻辑的人认为的烂内容，对大多数人而言，可能恰是好内容。

第三，这些人经常渲染“会员的本质都是不想看广告，愿意花钱的人越多，就说明愿意看广告的人变得越少”，这句话乍看是对的，可如果你了解美国有线电视的发展史，就会明白这一结论大错特错。会员的本质不是不想看广告，而是想看好内容，如果内容差，纵然零广告，谁要花时间看呢?

在长视频的历史上，比起动动鼠标或等十几秒就会消失的广告，真正影响到内容质量的，是赞助商决定拍什么样的内容。而会员付费模式确立的基石，就是摆脱对B端的依赖，向C端提供真正的好产品。

第四，中信证券传媒分析师肖俨衍曾一针见血地说过：“不能单纯用互联网思维看长视频，它不是简单的MAU(月活)生意，而是中长期的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生意。它不是短期风口，而是长效赛道。”

言下之意是：不要关注长视频变现的速度，而要去预估它变现的深度，随着内容深度和广度的提升，长视频仍有极大的提价空间。反观那类野生专家，动辄批评平台买版权剧，收入赶不上亏损，动辄以短视频日活、月活的增长迅速来套长视频每付费用户平均收入的增长缓慢，可以说批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