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高速发展，不同类型的平台收入来源不同

这里提到的平台经济，特指数字经济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颠覆传统的中介服务机构，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简要来讲，数字经济平台本质上还是一个中介服务机构，但它是用更新的数字技术提供中介服务。

近几年，我们国家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接近40%。在数字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平台也在高速发展。来自中国信通院的报告统计，从2015年-2019年，我国大型平台的数量一直快速增长。(如下图)

我将国内大型平台企业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并分析了其收入来源：电商类、搜索类、共享类的平台，主要的收入来源不一样。电商类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商家的加盟费、广告费、推广费、抽成费等等;搜索类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和竞价排名;还有一些平台更多依赖于抽成，或者向消费者端收的用户会员费等。

平台垄断的核心：赚取价差获利，但可灵活定价

数字平台企业的“网络效应”特征，现在被学术界认为是平台经济最重要的特性，指的是大的平台能够给平台用户创造更多的中介价值。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网络效应会带来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赢者通吃，大的平台越来越容易变成一个垄断的平台。

我将分享下平台经济与平台反垄断的一般性理论。在我看来，平台根本上是一个中介机构，所以平台垄断策略的核心还是通过赚取买卖之间的价差来获取利润，但是，平台跟传统中介机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可以采用非常灵活的定价策略，包括非对称定价、交叉补贴等定价策略。这些灵活的定价策略，使得平台反垄断必须不仅仅只针对定价，还要关注其他的更多指标，包括不公平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缺乏和限制竞争，以及利用客户数据不正当获利的问题，以此来判断平台是否存在垄断。

平台反垄断面临的四大基本核心问题

从经济学的供需模型来分析“中介是如何赚钱的”，在这个模型中，卖家通过出售商品得到W*的价格，买家为了购买这个物品要付出P*的价格，中间产生的买卖价差，就被中介所攫取了。当然，这个买卖价差必须存在，因为市场的摩擦必须要通过中介的撮合才能实现买卖之间的交易，所以，市场中自然的交易成本是这个买卖价差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银行的批贷”为例进行分析，比如银行过去通过线下批贷，大家提交贷款申请，银行进行贷款审查要花很长的时间，这就对应着很高的交易成本。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线上贷款审批，可能毫秒之内就会决定额度和利率，数字技术节约了巨大的交易成本。

那么，有这样的交易成本节约，是不是就一定能缩小差价呢?翁翕指出，这不一定。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平台作为垄断势力，还可以进行成本加成定价。比如，刚开始的成本价格是10块钱，平台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潜力把成本降到1块钱，但是，平台凭借垄断地位，完全可以收取比1块钱更高的价差，甚至比10块钱更高的价差，这实际上阻碍了市场的交易，导致了更多市场交易的无效率，这就是平台反垄断很重要的出发点：通过缩小价差提升市场效率。

不过，如果能够完美地观测价差，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平台的存在导致价差不断缩小，市场交易的效率不断提升，这个平台当然没有问题;反之，说明平台有问题。但是，这个简单的标准在现实中却很难实现。

为什么呢?相比传统中介，平台企业的定价有一些新的特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来买单”，也就是说，采用大量的交叉补贴，使得很难观测到消费者付出的真实价格，或者企业得到的真实价格。而且，平台还可以利用其他的定价手段，比如说非对称价格、差别定价、动态定价等作为提升匹配效率的手段。所以，这样的背景下，很难直接通过观测价差来判断平台是不是进行了垄断。

平台反垄断转而必须关注四大核心问题：

第一、不公平竞争。比如像国外Amazon这样的数字经济平台，它可以通过提升第三方卖家的价格和费用，来促进Amazon自营商品的销售，使得自营商品相对于第三方卖家具有不公平竞争的优势，这就是不公平竞争的例子。

第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比如强迫客户“二选一”，在提高价格的情况下不造成重大的客户流失。

第三、缺乏和限制竞争。很多研究发现，像国外的Google搜索平台，虽然它的竞价排名广告都是通过拍卖来进行的，看起来是非常具有竞争性的方式，但是Google本身就是一个垄断平台，没有其他的大型搜索平台可以跟它竞争。因为缺乏竞争，广告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广告费用。

第四、利用客户数据不正当获利。这是数字经济领域产生的新现象，特别是平台掌握了详细的消费数据后，可以针对一些消费者不理性的行为，或者人性的弱点来推出对应的产品、服务或者推荐，进行不正当的获利。

平台反垄断的四大主要抓手

针对上述基本问题，我国政策法规也有一些基本的抓手来解决。比如，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反垄断法》对于“二选一”、数据杀熟、掠夺性定价等都是禁止的;针对“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