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信息通信业的变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从通信业一穷二白起步到发展成信息通信大国，映照出坚持自主创新引领，从1G空白到5G领跑的跨越，映照出服务人民、惠及百姓的初心坚守，更映照出新业态活力迸发、新动能加速释放，在通向网络强国征程上的大步前行。
溯源“半部电台”红色通信成就革命伟业
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着一部电台，确切地说它是只能收听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尽管电台开关和调节旋钮锈迹斑斑，变压器、线圈等零件布满尘垢，但它却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部电台。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正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的。
1930年12月底，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18师，并缴获了18师的电台。在清理战利品时，电台里发报用的电子管被弄坏了，只剩下了收报部分，但对红军部队来说，这“半部电台”依然极其珍贵。
几天后，围歼国民党军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红军又缴获了一部完好无损的无线电台。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1931年，蒋介石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由于当时红军的通信装备多给外界以较为落后的印象，国民党发报员便肆无忌惮地使用明码联络。
可敌人万万想不到，红军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在这次作战中，红军靠着电台听到了敌军的行动方案，毛泽东、朱德依据情报周密部署，在观音崖、九寸岭布下天罗地网，红军似神兵天降，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捷报频频传来，电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半部电台”起步的红色通信，在保卫红色政权、助力党中央指挥全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31年9月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电波桥梁。
正是红军电台网络的发展，把分散在各地的一个个根据地连在了一起。“20世纪20年代，刚刚成熟的无线电短波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战争。刚刚开始独立自主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发现并牢牢抓住了机遇，结合实际提升应用能力，在掌握通信规律、技术技能、组织能力上超越了对手。”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在红色通信发展壮大的烽火岁月中，我国通信工业的雏形也逐渐孕育形成。抗日战争初期，通信器材严重匮乏，彼时日伪政权对解放区、敌后根据地采取“囚笼”政策。在党的领导下，红色通信克服外界封锁、资源紧张、人手不足等一个又一个实际困难，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制造体系。
1938年6月，军委三局延安通信材料厂在“一张白纸”上正式成立。建厂初期，全厂加起来不到30人，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各一台，没有图纸、没有精密的加工设备，甚至没有生产材料。曾任共和国邮电部部长的王子纲在《军委三局主要任务》中回忆道：“那时前方打下一架敌机，飞机的铝皮就成了我们制造通信器材最宝贵的材料;搞到一点胶木板，就用来做绝缘材料。虽然各种原材料很缺乏，但大家群策群力，生产中精益求精，做出来的机器，一样能够保证通信需要。”
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信念，共产党人实现了全军通信器材的自给自足。到1938年年底，延安通信材料厂元器件自给率达到40%，两年后达到70%。全军电台数到抗战结束前夕达到700部，比抗战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还相继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多种元器件，甚至研制出了技术领先的波段开关。
追溯历史，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同时，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思想——关于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的建议，这里所说的“交通”含义主要是指通信。会后中央立即下发了三号文件，组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各区域的、以秘密通信为主要任务的红色交通网。
1930年，长沙战役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在现代战争中，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必须缩小与敌人通信手段的差距，靠军号、靠骑马送信很难对付拥有电波通信的强大敌人。毛泽东在给中央写的长沙战役总结报告和向部队下达的命令中最早鲜明地提出：红军必须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
1949年，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战线和各根据地解放区通信战线的通信人，满怀激情、日夜奔忙，支援大军、接收新区，护局抢修、恢复通信。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新中国要努力“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至此掀开了共和国通信事业的新篇章。
“回首1921年至1949年，在我们党的事业克服重重困难走向成功的历程中，红色通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表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书写壮丽诗篇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依托红色通信成就革命事业的宝贵经验。
艰苦创业通达全国通信网初步建立
全国电话用户总数21.8万户，电话普及率仅0.05部/每百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信业发展的基础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唯有奋发图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第一代通信干线网络艰苦创业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