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碳”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过去一年里，中央层面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关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相继发布，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建立了顶层设计，推行“双碳”的决心和必要性也取得了广泛共识，但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诸如“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等认识误区。

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今年“双碳”工作怎样推进?如何从政策机制、执行、考核等层面优化“双碳”工作?怎样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如何看待煤炭、煤电的角色定位?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

柴麒敏指出，推行“双碳”工作，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既要有战略定力，不能有风吹草动就摇摆;同时又要有战略耐性，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谋划，逐步实现。

他指出，未来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要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形成优化组合，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配合，而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更加可持续的能源转型方式。

推行“双碳”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有战略耐性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去年中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此后也持续对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纠偏”，如何理解今年“双碳”工作的总体基调及推进节奏?

柴麒敏：其实“双碳”目标本身就是一项长期工作，跟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进程是同步的，所以“双碳”很大程度是对中长期发展的一种引导。可能有部分市场和行业决策者觉得这个概念很热，追风口，随之导致了一些偏差和误区。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出来，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完全可以理解。去年开始，全球能源出现供需矛盾，能源价格上涨，这些不仅跟“双碳”有关，更跟世界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等都有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大家再思考和讨论“双碳”问题，也会更加理性。

在热烈的讨论中，我们也越来越回归到“双碳”目标的根本，即减碳不光是为了减碳，本质上还是要促进中国的发展。“发展”一直是放在中心位置的，包括我们制定长期战略，都会强调“发展”这个词。

中央对“双碳”工作的节奏定调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既“急不得”，也“等不得”。“急不得”是因为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中重化工业比重、煤炭消费比重仍然还比较高，很难短时间内扭转，如果说我们推行“双碳”的过程中需要“踩刹车”，可能用“点刹”比较合适。而“等不得”是指虽然一两年内无法完成，但并不意味着现在就不作为，恰恰现在要夯实很多基础。

目前关于“双碳”除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之外，也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碳排放数据统计，公开渠道有来自于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非连续的)、国内外的各类数据库(如IEA、EDGAR)，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足够权威的数据体系，才能够保证在做决策时是基于正确的信息基础。

此外，我们去地方、企业调研，经常听到反馈说都知道“双碳”非常重要，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所以，从政策机制、技术、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具体如何去做，需要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

因此，推行“双碳”工作，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既要有战略定力，不能有风吹草动就摇摆;同时又要有战略耐性，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谋划，逐步实现。

激励和约束并重

《21世纪》：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这项工作是否将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柴麒敏：其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这也将是“十四五”期间总的基调，以强度作为约束性的目标，更多强调效率的改善，当然不排除可以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或者是一部分企业，在碳排放总量控制方面先行先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创造条件”，这包括多个方面，从制度设计，到统计数据，再到企业对这套制度的认识等。目前数据基础还比较薄弱，所以需要有一个先行先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形成好的经验，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及时做出调整和修正，才能够使这套制度在全国推行的时候，更加科学和精准。

我们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十四五”期间，碳排放总量还会有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受到管控的，总体上要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节能等一系列目标。这样实际上是给产业提供了转型的机会，让企业稍微感受到一点压力，但并不会伤筋动骨。

《21世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这传递出怎样的政策导向?

柴麒敏：“减污降碳”已经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