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一所山东的普通大学——鲁东大学文学院1801班师生撰写的《班史》引发学界和媒体的关注。

“世人在庆贺北大、清华等名校高歌猛进的同时，最好也能关切一下那些‘双非’‘二本’高校的艰难处境。经费短缺是一大缺憾，更要命的，还是社会偏见与就业歧视，由此导致了让无数教育界人士扼腕的‘一考定终身’。这不是一个好局面，但暂时找不到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更合适的制度设计;我们能做的，只是为非名校的大学生加油。”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此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

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有三十多年大学教育的“跨界”研究经验。在近日出版的24卷《陈平原文集》中，共有5卷、9本著作与“大学教育”相关，包括“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1998年)、《大学何为》(2006年)、《大学有精神》(2009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2015年)、《大学新语》(2016年)〕，以及《文学如何教育》《花开叶落中文系》《怀想中大》《大学小言》。

在《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介绍称，自2015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以来，近十年间，陈平原教授积极参加社会调研，不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他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关注，兼及中国大学的精神与制度、理想与现实。借助中央文史馆这一平台，他开展大学调研，撰写教育建议。

“陈平原教授谈中国高等教育，不只是关注金字塔尖的一两所大学，他更关注地方大学、中西部大学、非211大学。在2015年就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之初，他就多次提议扩展211工程，用增量的办法解决大学之间的发展差距，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高校。”冯远说。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就当代大学教育相关话题专访了陈平原教授。

“大学”是什么，能做什么

第一财经：作为中文系文学教授，你对大学教育有三十多年的“跨界”研究经验。关于当代大学教育，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陈平原：这个学期我在北大主持一门课程，即大学研究。这门课程我讲得比较多，同时，我还邀请了中文系和教育学院的几位教师合作，面向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以前我开过类似的课程，但主要针对中文系的研究生。这是第一次面向全校开课，而且是6个教授联合开这门课。我希望长期开下去。

为什么这么做?理由是，在大学里，不仅是学专业知识，而且必须对传授知识的这个大学，包括它的制度和文化有所了解。

希望我们的大学研究兼及历史和现实——不只是讲大学史，也讲当下中国大学的得失利弊。我们必须直面这些。此外，不仅讲中国大学，还讲国外的;不仅讲当代大学，而且讲古代教育史。我们的主要思路就是，把人文和社科结合在一起。

我们今天谈教育，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角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专家更多的是做对策研究、申请课题、解决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人文学者会带有较宏大的视野和文化关怀，可能会比较“虚”，不像社会科学学者画一堆数据图表。因为这两者各有其长处，我才会说，请记得今天的教育，必须重新回到兼及人文和社科。

今天各大学的教育学院，基本都在社会科学部或者教育学部。他们的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申请课题、使用经费、做社会调查等，都是社会科学部的。相对来说，文史哲、艺术、考古等专业学者谈教育，会有他们的局限性。

比如我，虽然出了那么多书，但绝大部分的文章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只有偶尔几篇刊发在教育类的专业学报。一般来说，我是希望面对公众讨论大学教育话题，而不是具体的，比如教育制度、行政管理、教育经济等。

因此，我的“跨界”研究想促成的就是人文和社科的重新融合，共同讨论教育问题。我们的课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师、学生也会来听。因为他们想了解人文学者(怎么思考大学问题)。

其实，在社会公众层面，人文学者的声音比教育专家的声音还大。但从政府的角度看，教育专家是专业做教育的，对策方面他们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第一财经：就是人文学者和教育专家对“教育对策”的影响有点割裂，对吗?

陈平原：对。现在我们希望重新把两者整合在一起。大学必须做这个事情。

第一财经：你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提到，会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能做些什么。那么，在“名校”情结越来越重的当下，你认为“大学”是什么、有什么、能做什么?

陈平原：首先，中国名校在最近2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上规模、上档次、上排名”，即整个发展规模比以前要大很多，硬件越来越好，在国际排名上已经相当可观。这是20年前的我没办法看见的，40年前更是不可能看见的。这与整个经济发展相关，同时整个蛋糕更多地切给名校。

其次，名校的突飞猛进与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一方面导致名校崇拜;另一方面是“双非大学”(指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生和老师们的困境。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比我们读书的时候要严重得多。一些是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