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978亿，达到总人口的21.1%，整体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慢病高发是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我国78%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目前60岁以上老年痴呆患者达到15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人。

随着老龄化加深，仅仅依靠大医院的老年医学专科建设，难以满足老年慢病群众长期护理和用药需求。推动分级诊疗，引导、鼓励稳定的老年慢病以及失能失智患者在基层医院就诊，成为近年来政策引导的一个方向。

“老年病往往是多病并存，需要多药联用。基层医生可以不会治，但如果无法分清哪些疾病需要及时上转，患者怎么办?当基层取不到药，护理人员又不够时，患者怎么办?在患者离院回基层治疗中，病情又加重，但此时上级医院没有床位了，又该怎么办?”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医师刘梅林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如上种种原因，让一部分老年慢病患者不愿也不敢转入基层进行治疗。

刘梅林认为，目前，老年人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体系建设，亟需解决基层服务能力和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进一步完善分级医疗和转诊机制;另一方面，要为基层培养更多老年医学人才。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将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加强县乡村医疗服务协同联动，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常见病用药种类。加快补齐儿科、老年医学、精神卫生、医疗护理等服务短板。

老年慢病首诊不应该在基层

第一财经：你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称，要提高老年人的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为实现这一点，大三甲医院和基层医院各自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目前，上下级医院间“双向转诊”的渠道畅通吗?

刘梅林：尽管对于多数常见病，我们常常呼吁“基层就诊”。但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所有的慢病和失能失智患者，首诊都不应该在基层完成。他们需要在上级医院明确诊断和治疗方案，再由医生去判断，哪些患者可以转入基层治疗，哪些需要继续留在大医院。

其次，从分级诊疗的角度，大医院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的老年科，应该负责疑难杂症和急危重症的治疗;基层医院和家庭医生团队应该做好慢病、失能失智患者的基层和家庭管理，规范建设安宁疗护服务体系，方便患者在基层得到优质医疗照护。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层医生要知道哪些病治不了，哪些病可以继续管理。

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实现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的全面合作，进一步完善分级医疗和转诊机制，提高老年人的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

第一财经：哪些老年慢病是基层治不了的?哪些又是应该留在基层，但没有留住的?

刘梅林：比如，危及老年患者生命的第一大病是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卒中、脑血栓还是脑出血，一旦发生，均可能致命。再如，急性心脏病容易引发急性心衰，冠心病中的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等，基层也可能没有治疗能力。这些患者建议直接来上级医院就诊。

对于一些急症，比如老年人血压很高，如果基层用药效果不好，没有控制病情进展，可能引发心脑血管事件;同理，如果老年人在基层诊疗时，糖尿病控制得非常不好，血糖升高可能引起高渗昏迷或者说酮症，这些都不是基层医生能处理的，需要将患者及时“上转”治疗。

在日常工作中，我还会观察到，一些患者在上级医院诊断并开具处方之后，由于基层医院没有对应的治疗药物，不得不回流至上级医院取药或者治疗。也有一部分患者会担忧基层护理人员不足，医生能力有限，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其病情变化，或者是在居家或者基层治疗时发现病情变化，但上级医院床位周转不过来，延误治疗甚至危及生命。所以，他们在慢病急性发作期结束后，可能仍然不愿意离开上级医院。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常见病用药种类”，我认为下一步方向是确保一些上级医院开具、慢病治疗药物的同类药，基层能够衔接上。

加快发展安宁疗护服务，我认为是基层应该亟需扩宽的一种服务类型。比如，一些肿瘤晚期患者，虽然病情很严重，但上级医院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这就需要基层为此类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等服务，对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

如何打通信息流、人才流?

第一财经：你刚刚提到了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以患者为中心改善医疗服务，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你认为目前信息互联互通上还有哪些不足?这对老年慢病群体的分级诊疗带来哪些影响?

刘梅林：近年来，医联体和医共体内部，上下级医疗机构间的信息互通取得一定成效。老年病有时需要多学科会诊，目前大型医院内部的信息互通也比较通畅。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推动三级医院间的电子病历的互联互通。

由于不同城市间医疗卫生服务均质化程度低，一些患者面临异地就医的问题。电子病历在社会更大范围内互联互通关乎患者治疗和用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可以节约大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