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这句话，是一个在巴黎定居了20年的美国人，对另一个新到巴黎不久的美国人讲的。两个人都是作家，都大名鼎鼎：前一个是格特鲁德·斯坦因，后一个是海明威。

“迷惘一代”，后来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固定概念，主要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抵达欧洲，开始闯荡文坛的一批美国作家新锐。“lostgeneration”，被译作“迷惘一代”，是挺浪漫、挺美的，说一个人“迷惘”，仿佛是说他落入了天才的常见处境，即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要是译作“失落一代”“迷失一代”“迷途一代”，让消极成分多一些呢?也合适，从海明威那本有名的巴黎回忆录《流动的圣节》看，巴黎适合给所有这类状态当背景：迷失、迷茫、迷恋、失落、迷途、沉湎、沉迷……

海明威写他的处女作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时，拿这句话作为题记，小说很成功，使得这句话大为流行。男人在小说里酷酷地喝醉，女人，也就是出身良好的大家闺秀们，一边痛心疾首，一边扑向下一个等待被爱的男人。海明威为他们的嘴塞进了短促、决绝、“当下感”极强的对白。被“迷惘一代”囊括进去的那一批美国人，还有多斯·帕索斯、桑顿·怀尔德等，他们都是生于世纪之交的同龄人，都奔着巴黎而来，为了成为作家而写作;他们无限高估当作家的好处，一出手就想扬名立万，而很少像他们的上一辈人，比如舍伍德·安德森和德莱塞那样，真正为谋生而辛苦打工。他们说起自己的“迷惘”，都是不乏自夸的，那个词是对他们的冒险精神的肯定。

然而他们谁都不是第一个。他们都要算是“踩着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脚印”。

天才和她眼中的天才

“我一生只有三次见过天才，每一次都在我心里激起反响，每一次我都没有看错。我这样说，都是在他们身上的天才品位被公认之前。”这番话，出自斯坦因晚年(1933年)写的一本书，其中的“我”，是斯坦因的终身伴侣艾丽斯，三位“天才”中的第一位，就是斯坦因自己。她用艾丽斯的口吻称誉她自己：“我想说的这三位天才就是斯坦因、巴勃罗·毕加索和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哲学家，罗素的恩师之一)……这三个人我都没有看错。”

心理学上有种讲法，说你真心地把一个人当天才来对待，他就能达到天才的高度。斯坦因都不需要被人这样对待，她对自己的评估就是不世出的天才。“我来巴黎就是要消灭19世纪的”，她说。那是1903年，她40岁，到巴黎去和先前已在那里的小哥哥里奥和嫂子会合，然后，她利用丰厚的家财买进那些当时价格还不高的画作：塞尚的，雷诺阿的，高更的，马蒂斯的，布拉克的……她买下的第一幅塞尚，是兄妹二人在一个名叫沃拉德的画商的店里，翻箱倒柜很久后拿下的一张风景画。

斯坦因不只是为了投资而买画，她买画，纯粹是出于她的“天才”自许：她看中的东西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即便无人承认，那也只能说明天才的眼光和审美是庸人无法理解的。这些收藏都挂在了花园街27号的公寓里。斯坦因在那儿安家，雇了个名叫埃莱娜的女仆。埃莱娜很有主见，把每天的家用支出限制在8法郎以内，“坚信但凡能买到的东西都太贵”;她对主人的藏品有各种评论，比如她觉得亨利·马蒂斯的画不怎么样，马蒂斯住在斯坦因这里时，埃莱娜都不做蛋卷，只摊鸡蛋。

无论马蒂斯还是布拉克，包括毕加索，那时都很年轻，都需要在巴黎打响名气，而像亨利·卢梭则已经60多岁，画了一辈子也找不到几个知音。布拉克力气很大，往墙上钉画是一把好手，但是手头拮据，亨利·卢梭更是羞涩得连门都不敢敲。斯坦因给他们提供了食宿，告诉他们说，你的这幅画那幅画将来是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

三四年后，他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越来越多慕名而至的人，每天晚上挤满了花园街27号，追慕一个来自美国的沙龙女主人的风采。

斯坦因体胖，嗓音低沉，笑声回荡在每个客人的耳边——这些宾客可不只有艺术家、艺术商、作家及其家属，还包括工人、农民、流浪汉和看热闹的人。巴黎的独立画展给各行各业的人都提供了机会：前卫画家们当然需要这一场所来展示自己，商人到这里来物色未来的市场明星，工匠们等着盖和拆除展示用的设施，理发匠、鞋匠、杂货商，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挣到自己的一份收入。巴黎给太多的人提供了机会，特别是那些想过波西米亚式生活的文艺青年，斯坦因的家，是他们的漂泊灵魂所需的一颗定心丸。

马蒂斯引起非议的《戴帽子的女人》，就是斯坦因在秋季沙龙上买下的。参观者嘲笑它，嫌它丑怪无稽：一个脸蛋尖削如老鼠的人，眼很大，头顶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手持一把扇子，人形的比例和背景色都怪诞非常——这算什么玩意呢?有观众忍不住伸手想抓这画，但斯坦因觉得这幅画很自然，就像塞尚的画那样自然。

那天的马蒂斯正在消沉，只是按惯例提笔画她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戴帽子的女人》画的正是她)，忽然听说有人要出400法郎买画。在妻子的坚持下，马蒂斯回话说，价格必须500。斯坦因同意了，自此，马蒂斯夫妇也成了她家的常客。

疯狂而拧巴的写作

1907年9月8日，在斯坦因的生命中是个大日子：她认识了艾丽斯·B.托克拉斯——一位理想的同性伴侣，也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