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我们基层的诊疗服务能力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才问题依然是困扰发展的最大瓶颈。”2月16日，已复工上班的基层医疗工作者顾刚在医院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顾刚是湖北大别山区一座县城的二级医院负责人，三年疫情期间，他曾率领医院同事们成功抗击了新冠疫情，初期收治重症患者，疫情放开后又经历医疗资源挤兑考验。

疫情放开一年后的龙年春节，第一财经记者深入湖北武汉、黄冈等地基层医疗机构回访调查发现，经历疫情“大考”之后，当地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医务室的标准化建设得到了长足进步，医疗服务可及性亦逐渐提升，而为了进一步提高村医的服务能力，国家也在加强村医的培训管理，但村医的身份性质未变，人才梯队建设一时难以展开，也进一步困扰着基层医疗事业的发展。

诊疗服务能力提升

“这两年来医院的科室门诊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比往年增长了10%以上。”谈及疫情后基层医院的诊疗变化，武汉市新洲区一家乡镇卫生院负责人郭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郭凯在新洲区卫生系统工作多年，对当地基层医疗情况较为熟悉，据他了解，“这一年来全区的镇街卫生院门诊量基本都有提升”。

乡镇卫生院以及诊所和村医务室，构成了基层医疗最大的服务网络，其标准化建设直接影响着基层群众的就医体验。顾刚介绍，“村医务室很重要，村民有些感冒发烧等小疾病，如果动不动跑大医院，还是有些不方便”，特别是地处山区的老百姓来说。

作为华中地区某县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亲历者，顾刚持续关注县里以及下属乡镇和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他所在的县中医院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一年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越来越严格，诊疗更加规范，这也是一种强基层的表现吧。”谈及疫情之后，基层医疗水平的提升，顾刚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以新洲区为例，据202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区拥有街镇卫生院15个，门诊部26个，诊所178个，村卫生室538个。

据新洲区卫健部门2023年9月发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卫生院均按标准设置中医科、中药房，88个贫困村卫生室全部达到建设标准并实现产权公有化。据新洲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完成基层卫生室提档达标158个。

2023年12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吹风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负责人庄宁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双网底，强基层始终是我国卫生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

截至2022年底，全国建有各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98万个，卫生人员超过了450万人，基层医疗卫生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服务可及性进一步提升，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等服务水平明显增强。

在顾刚看来，疫情期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大量社区及农村疫情防控、隔离场所管理、核酸采样、疫苗接种等任务，经受住了重大考验，“但大家应该也能意识到，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依然存在短板。”

村医“青黄不接”

目前，国家层面也在努力解决短板问题，旨在通过培训以及帮扶形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疫情之前，县里关于村医的培训比较少，现在每年县卫生局会组织对村医进行相关的定期培训。”顾刚说，这可以提高村医们的诊疗水平。

顾刚所在的医院具体负责辖区内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和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业务指导及日常管理。

“我们现在每年给村医培训10次以上，每个月还要召开例会，不断把一些医疗操作规范灌输给他们。”顾刚的同事余洋说。

这种培训的背后是乡村医疗人才资源配置不足、不均的现实。

“人才现在是制约乡镇卫生院发展的短板，我们这里靠近城区相对来说，每年还有研究生回来执业，而下面更基层的卫生院则更难，一方面受编制限制，另一方面也留不住人才。”郭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们这里招医疗人员按照上面要求是‘缺一补一’，不可能增加编制，各单位缺编的可以向上申请，2023年招了两批共几十人，今年预计也会继续招聘。”

村卫生室面临同样的问题。“村卫生室的村医大多是五六十岁，有的到了七十岁还在继续执业。一般40岁以下的村医基本没有，虽然每年也有一些定向培养的，但是也有门槛要求，比如招考要达到一定的分数，而能达到这个分数的学员，也不愿意读这种‘定向培养’计划，而想读这种‘定向培养’计划的学员，分数又不够。”顾刚无奈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学医的学生要么去县里或者乡镇卫生院上班了，根本没人愿意来村医务室。

余洋负责对社区以及村卫生室医生进行培训。他说，对村医的培训工作以前也有，但是并未抓紧、抓实，三年疫情影响了基层医疗的相关工作，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都涣散了，2022年底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对村医的培训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

据余洋介绍，对村医的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传染病防治、医疗机构服务规范，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行为干预，基层用药指导等项目。

“我们在给村医做培训的过程中，规范管理里面有一条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