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专辑《沙木黎》上线前一天，张玮玮像往常一样去了工作室，内心却涌动着焦虑。他不知道，这张耗费三年时间做出来的电子民谣，会收到什么反馈。

如今，三个月过去，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松弛，落了地。新专辑巡演走过上海、广州等六座城市之后，12月25日是北京站。他将在一场静谧如梦境的舞台上，回望1997年初到北京闯荡音乐梦的自己。

过去三年，张玮玮从社交圈消失了。那张带给他诸多关注度、被誉为中国民谣圈近十年最好作品之一的《米店》，给他带来“民谣诗人”的赞誉，又被他全然抛在身后。

他放下木吉他和手风琴，扎进电子音乐制作人严俊的工作室，从头开始学起，把复杂的合成器融入民谣音乐的叙事中。

《沙木黎》是一张既不民谣也不电子的专辑，仅属于张玮玮。它广袤而浩瀚，温暖且神秘。每一首歌词，都是精炼隐晦的现代诗，蕴含多重虚幻的、遥不可及的深意。作家韩松落将专辑听了上百遍，觉得这是一张玮玮个人的佛音，每首歌都寄寓了心灵，如同房屋寄寓了人的身体。

在《沙木黎》里，张玮玮把横亘在民谣和电子乐之间的那道墙推倒。他要让听电子的人听到民谣，让听民谣的人听到电子。

打破、推倒、重建，再打破，再重建，是张玮玮音乐生涯的常态。

21岁，他从家乡白银买了火车票，一路北上“搞音乐”。在传奇的河酒吧，他与中国民谣最初的一帮音乐人小索、小河、万晓利一起，在民谣乌托邦的年代，喧嚣着彼此的青春。那些年，他为野孩子、美好药店与IZ乐队担任乐手，又与导演孟京辉合作戏剧。

30岁，随着民谣乐队纷纷解散，张玮玮面临危机。他意识到，音乐的梦是属于歌手的，“做乐手只是在别人的梦里，当别人梦醒，你就没地方飞了。”为了延长自己飞翔的长度，他几乎是被迫开始写歌。被无数文艺青年传唱的那首《米店》，就创作于“从乐手转型歌手”的低谷期，他说当时的自己，“没名没利，心里很干净，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写歌。”

35岁，他离开待了14年的北京，搬到大理定居。随着《米店》的火热，演出邀约突然增多，他开始奔忙在无数个音乐节之间。每次演出结束，辗转回到大理，就是疲惫、倦怠和虚无。

他选择退出乐队，在两年里销声匿迹。大理新家的房子耗费三年总算装好，张玮玮只住了半年，就再次逃离，只身去往上海，开始新的重建。

上海三年，张玮玮回避了大部分社交，把时间耗在工作室，每天写歌编曲，学习合成器。他觉得，自己就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徘徊寻觅，找到了这张专辑。”

沙木黎是一个虚构人物，张玮玮不愿过多解释这个名字的含义，而是让它处于虚幻、宽广的时间与空间中，就像整张专辑的电子乐带来的浩瀚感一样，听上去是迷雾重重的多维梦境，却能在某一刻被突然击中。

《沙木黎》的歌词，每一首都像寓言。那是张玮玮从2019年起陆陆续续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的文字，上万字的积累，都是真实记忆。他把文字抽取出来，一点点打磨、凝练，成为抽象的、诗一般的句子。

“雨水惊醒了，山里的野蘑菇/它的生长，自由而美丽。”那是大理。

“睁开第三只眼睛/望着不同的方向/大马士革倒挂在空中/所有的故事，落下来。”那是天马行空的记忆碎片。

在他想象力奔涌的文本中，能看到他最喜欢的《哈扎尔辞典》式的魔幻拼贴与复杂意象，也能看到波兰科幻小说家史坦尼斯劳·莱姆、俄国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对他文学功底的影响。

40岁那年，张玮玮经历亲人去世，一度深陷中年危机。

“生命在流失，人总是会患得患失。好在有音乐的世界，在里面呆着，就像一个庇护所，可以化解很多东西。很多现实中不好表达的，说出来没人听的时候，变成好听的歌词，好看的歌词，自己就化解了。”张玮玮说，《沙木黎》呈现的是人到中年的质感，“有用久了产生的色泽，也有时间留下的划痕。”

在生命的起伏曲线里，他再一次用音乐安慰自己，“留下这50分钟的声音，我很幸福。”

他感激自己能有能力从事音乐，将音乐当作慰藉和解法，直面那些困顿、迷茫的时刻。音乐在慰藉他的同时，也从他这里传递出去，慰藉到更多的人，这恰是音乐人的意义。

“我把这些年难过的事情，都放在音乐里。这些事情就过了，翻篇。”张玮玮说，待新专辑巡演结束，他将筹备第三张专辑的创作。

对话张玮玮：我的宿命，一直要在起伏里面待着第一财经：你似乎从不愿在某一个状态里面禁锢自己。从担任不同乐队的乐手，到与郭龙组乐队合作《白银饭店》，十年后，回到一个人的《沙木黎》。这种不断打破和蜕变，是怎样的过程?

张玮玮：《白银饭店》出来后的这十年，时间过得特别快。回看自己，很多年是在蹉跎浪费。

那时候赶上音乐行业上升，演出多，特别忙，进入职业化的工作状态。参加一个音乐节，从出发到回来，前后一周，上台也就40分钟。一周接着一周，慢慢变成一种滚动，人在里面就虚了。

有些人不太会复盘，过去就过去了，那是幸福的。焦虑的人总要复盘，每次一复盘，就焦虑。站在台上没信心，演奏乐器也打动不了自己，弹着琴会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