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历’是我的伤疤。”

林奇找工作时，把所有想要投递的岗位信息都列在了一张表格上，在招聘要求那一栏，一些岗位明晃晃地标注着：“各学历层次所在学校均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这些岗位与林奇无缘。他本科就读于省内一所“双非”院校，考研那年“拼了命”，才考上位于城市另一边的“985”。林奇本以为他拿到的是“逆袭”的剧本，却在看到这些招聘要求时有点泄气，“高中不该‘混’的，到了找工作的时候才知道第一学历的重要性。”他无奈地和记者说，“感觉一步都不能踏错。”

但让林奇疑惑的是，人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仅从“第一学历”来判断应试者的能力是否有所偏颇。“在学习氛围更松散的大学环境中考研成功，为什么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但是在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调中心发布的一项有1000人参与的调查中，仍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第一学历”的重要性被过度放大了。交互分析发现，“第一学历”是专科院校的受访者对此认同的比例更高，为88.6%，之后是二本院校的受访者，占比为83.4%。

毋庸讳言，当下“第一学历”仍然在各类招聘中起着重要的筛选作用。为了摆脱“第一学历”的烙印，这些就读于“双非”院校的学子开始“自救”。

自救

摆脱“第一学历”的桎梏，很多“双非”学子的第一选择就是提高学历，他们通过考研进入评价更高的学府，希望用“最高学历”拉平差距。

林奇学的是一个工科专业，在他就读的本科院校里，大多数学长学姐毕业后都选择进入工厂，“说是技术工种，但实际上也都是体力活儿”。同样就读于此专业的“双一流”高校学生毕业后的选择则更加多元，“大多数会升学，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可以直接进入研究院工作”。

一些学者认为，就读于名牌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开始就享受着更加优质的师资和更为丰富的科研资源，这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

林奇记得自己在本科期间找实习都很困难，几乎每次都会有面试官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学校与其他同学相比可能是弱项，那你认为你的突出优势是什么，可以补足自己的短板?”

尽管林奇评估自己的专业能力并不弱，但客观存在的招聘要求昭示着想要获得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考研。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伟、教授邬志辉对“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和“自救”实践进行了网络民族志考察，他们发现“考研”一词占据豆瓣网“二本学子自救协会”小组帖文高频词榜首。“通过考取精英高校的研究生，实现学历层次和学校层级的双重提升，成为‘二本学子’摆脱学历‘原罪’的首要途径。”但是，他们也指出，随着考研人数逐年递增，考取名牌大学研究生的难度显著增大。

对于林奇而言，考研最难的部分是对抗学校里松散的学习氛围，“课堂很水，老师大多数时间在读PPT，下面的学生都在玩手机，没有多少人在学习”，大学期间，林奇的大多数专业课都需要靠网课补课，每周还会去同城的“985”大学“蹭讲座”。除了深夜，宿舍不存在安静的时刻，图书馆的位置却不用抢。在他看来，比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考研更像是独自行走在漆黑的隧道，身边没有并肩作战的战友。

为了能沉下心学习，林奇住进了考研宿舍，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他想要考取的专业此前扩招了一批保研的学生，留给考研学生的“坑位”不多了，“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比前些年涨了20分”，当时的他翻阅着社交网站上“双非”学姐学长考研上岸的视频和笔记，寻找着经验和鼓励，期待半年后的自己也能逆袭成功。

“就算考上研究生，求职出路是否会受到第一学历的影响也未可知，相对来说，考公考编对第一学历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这是另外一场“自救”考试，财务管理专业的张伟欣把进入体制内工作当作自己上岸成功的标志。

只要通过简历筛选，后续流程基本上不会有人特意询问学历，考公的“结构化面试”给了张伟欣“安全感”。

张伟欣记得自己参加过一场实习面试，有面试官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二本”身份，他一时间语塞，继而开始罗列大学时考取的证书和参加的实习。“其实真正因为高考发挥失常进入二本院校的人并不多，我确实是上了大学才开始觉醒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李伟和邬志辉在研究中发现，为了在考研、考编和求职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多“二本”学子通过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企业实习等丰富履历积累经验。通过考取各类证书(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书等)将能力进行“符号化”。有受访者表示：“这样在考研、考编、留学或是找工作上，都能给人留下‘虽然你是二本，但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印象’。”

分级

作为一名本科就读于“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