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第一次看到这话,你觉得新鲜、好玩、有趣,就用到自己的口语里。你说,你一再地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直到有一天,你会明白你自己正是这么做的——自己无路可走时跌倒并躺下。
160年前,圣彼得堡的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一本新书。他那时身体康健,预期自己将在1864年初再次病倒,同时,他太太的结核病已有不容乐观的征兆,他哥哥米哈伊尔新办的杂志《真理》(次年改名《时代》),在发行了6个月后前景尚不明朗。他为《真理》向屠格涅夫征稿,并在信里告诉屠格涅夫说自己很快就要缺钱……他的新书以第一人称“我”开头: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以至于迷信到敬重医学。”
在这段自述中,“我”告诉读他的人,他知道自己满怀恶意,但说不清楚这恶意是向着谁而去,想要损害谁。他清楚自己不看病对医生是没有妨害的,妨害的只是自己的健康,但他仍然坚持出于恶意地不去看病。“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看上去多么眼熟。只是,你用轻松戏谑甚至显摆机灵的口气说着“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是用真实的、自虐的口气在诅咒他疼痛的肝脏。自虐,在俄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突出的倾向,因为俄国人很容易领悟到一个黑暗的事实,即个体在痛苦下的反抗是常常找不到对象的。正如卢梭所讲,社会不公源于体制而非个人,但体制和俄国广袤无边的大自然一样,冷漠无言、不会回应。为此,反抗才收缩为一个个人化的形象,他自虐,并使人惊悚地想起“谑”与“虐”之间其实没有区别。
“理性利己主义”辩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63年底开启了他真正成熟后的创作生涯,《地下室手记》是其中的第一次尝试。小说本身就写得艰难,在1864年4月2日的一封信里,陀氏告诉哥哥米哈伊尔,他已经近乎崩溃:“妻子真的快要死了。每天都有这样的时刻——我等待着她的死亡。”而他自己“大半个月都在生病”,只能在每天上午努力地写一阵子。陀氏对妻子很有爱意,他曾告诉屠格涅夫,那是他一生中所遇的“最纯洁、最高尚、最厚道”(爱用最高级形容词是俄语的一大特色)的女人。谁曾想,就在《地下室手记》终于完成并刊出后不到两个月,米哈伊尔也急病去世。他只留下300卢布,葬礼之后所剩无几,而寡嫂及孩子都得靠陀氏来照应。
这几个月的悲剧变故带来的刺激,无疑反映在了小说的调性之中,但是,“地下人”,这个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暴躁,阴郁,自视甚高却只能瘫在地上(为此他也被称为“俄国哈姆雷特”),朝着一群假想的观众发表宏论的40岁的下岗官吏,却产生于陀氏针对另一本书的辩难冲动。这本书就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作,出版时他本人尚在狱中,现在读它,很难想象这么一个乌托邦味道很重的幻想作品,其销量和热度竟超过了到1863年为止的任何一本俄国小说,而且还得到了沙皇相关审查机构的出版准许。陀氏讨厌此书,固然有嫉妒它的畅销的因素在其中,但他也确实考虑去写一部更完善的小说,以抗衡《怎么办?》所传达的理念。
这种理念,我们如今称之为“理性利己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形成,他提出,只要每个人都能贯彻理性利己主义的原则,俄国就能像英法等先进的西方国家一样,建立一个光辉的、人人得到满足的世界。当然,“只要……就……”的假设句式可以换成“只有……才……”的条件句式,免得看起来太幼稚,不过,“理性利己”的设定,看起来也不失有理,它断言,每个人都知道为自己争取利益,利己是出于理性也应该出于理性,众多这样的理性人集合起来,是可以形成一个好社会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故事的方式来给出一个“实例”,故事中的人因理性而健康,行动审慎有智,不乏热情。车氏把被屠格涅夫等人“抹黑”了的俄国一代新人扳到了一个正面的形象之内;屠格涅夫认定他们都是动机卑鄙的虚无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则站到他们一边,说他们的激进将会有益于国家。而陀氏虽然与屠格涅夫很熟,却也不情愿只做一个专擅诽谤诋毁的保守分子。《地下室手记》深思熟虑地使用了第一人称,它驳难《怎么办?》里的白日梦的方式,是所谓的“现身说法”:你不是说今日的风气是理性、开明、未来可期吗?那你看看我,看看我这个满腹恶意的病人!
对“理性利己”的一番鄙夷,构成了小说中最核心也是最清晰的一段议论:
“什么是利益?你能准确无误地定义人的利益是什么吗?假如有些时候,人的利益不在于做有利可图的事,而在于做不利于自己的事呢?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而且有时,利己恰恰必然包括损己。如果是这样,那么整个设定就要归于破产。”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1863年9月路过威斯巴登时,玩了一把轮盘赌,赌博的恶习就此上身。1871年4月28日,他从威斯巴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