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夏天，突尼斯城的一座大宅里，两个男人面对面地坐着。一个四十不到，仍是小伙子相貌，方脸，斯文得像一张薄纸;另一位则是有家有室、年近半百的男主人，一头卷曲的黑发，略有些发胖，目光总是温和而伤感。房间里有个特大泳池，还有一架特别大的钢琴，男主人说几句话，就坐到琴边，弓着腰，摇着卷发，狠狠地弹上一段。
他们一看就是典型的文化人，腹有锦绣而体质欠佳。两人都是暂住于此，只是年轻人——一位名叫马哈茂德·达维什的巴勒斯坦诗人，不久就要去黎巴嫩，去接受一项棘手的工作——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文化部长。彼时，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失去土地的阿拉伯民族，1948年夏秋，以色列经历了一场战火后，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建国，很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196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在亚希尔·阿拉法特的领导下成立，他的组织从约旦来到黎巴嫩，决定以贝鲁特为根据地，逐渐展开行动。
达维什是文人，家园丧失、乡愁绵绵向来滋养他的诗歌，使他成名，现在，他却要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贡献力量了。而他的朋友，那位年长些的男人，与达维什的去向相反。他是爱德华·W.萨义德，一个热爱黎巴嫩和贝鲁特的美国教授，现在却不得不离开那里。
从1963年起，萨义德就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70年代他在学界确立了地位，1975年出版的《开端》、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都是他的名作。贝鲁特是他这些年中频频造访、来度寒暑假的地方，这里的美国大学也会邀请他做各种讲座，他把住宅安在了大学的隔壁，开门就是参天的棕榈树和气势恢宏的学校建筑。可也正是这些年，黎巴嫩的内战持续升温，尤其是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到来，在混乱中又点上了一把火。
话语的权力
萨义德深爱贝鲁特，这座城市有着壮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且能包容各种对立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但他自己是有政治身份的——他不仅是巴勒斯坦人解放事业的同情者，而且是支持者。他没有体会过流离失所的状态，可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他成了一个涉足政治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开始用“我们”而不只是“我”来思考问题和谈论现实。“我们”是指阿拉伯人。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对阿拉伯邻国——主要是埃及和约旦——发动了打击，并夺回了之前在约旦掌握之中的耶路撒冷。萨义德于1970年写道：“我们”“正在遭受鞭笞”，然而阿拉伯人对抗以色列所需要的民族主义，却迟迟无法真正凝聚起来。
巴勒斯坦人本来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可他们却始终在流亡，在萨义德看来，沙特、埃及、约旦、叙利亚这些阿拉伯人的国家都没有真正关心过他们的处境。萨义德的政治评论的特点是始终看重“话语”，因为他早早意识到，巴勒斯坦人困境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们没有被“视为”一个民族，他们自己也缺少叙事的出口，无法讲出自己的故事，并被世人，尤其是那些在国际上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的人们所听到。一个没有自己故事的民族，当然顶多只能是“一群人”而已。
相反，那些一心一意谋求建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特别善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叙事的。1917年时他们赢得了英国的支持，一份《贝尔福宣言》授予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的权力，而英国是当时那块地方诸事务的决定者;50年后，以色列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他们的空军是美国人武装起来的。
但武力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萨义德早在研究康拉德的时候，就对于话语在帝国征服史中的作用形成了清晰的看法。在《黑暗之心》这篇发表于1900年的小说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
“对土地的征服，大多意味着将土地从别人手中夺走——那些人和我们肤色不同，鼻子比我们略扁一点——你若仔细掂量这事儿，肯定没啥光彩。能够补偿的，无非是观念。它背后有个观念支持;不是一种情绪上装装样子的东西，而是一个观念——你能把它培养出来，对它屈服，为它做出牺牲……”
这段话被广为引用。康拉德说出的是殖民时代的“底层逻辑”，他说，来自西方的白人除了武力和科技开路之外，还拥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观念/话语武器：他们不把非洲大陆上的土著居民当人，连与文明人对立的“野蛮人”都不是，而是当他们为一些有生命的活物。凭着这种认知，他们无需接受在本土使用暴力时需要接受的“人道主义”方面的考量，而殖民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合法了。
萨义德对康拉德的分析，几乎以一人之力(萨义德做的不少事都可谓“以一人之力”，例如“以一人之力开辟了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的局面”)将这位出身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拔高到了一位文化英雄的位置上。在《萨义德传》的作者蒂莫西·布伦南看来，萨义德既然坚决地同情被殖民者，那么乍一看去，他应该厌恶康拉德才对，因为康拉德的“政治立场极为可疑”，在《黑暗之心》等作品里，他貌似是对西非原住民做出了极为不友好的、“非人化”的描述;但实际上，萨义德把康拉德视为一个“焦虑不安的见证者”，他从康拉德前半生的航行冒险以及后半生的写作中，看到了一种有关“人类灵魂的悲观观点”的形成。
从他的第一本书《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后面的《开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