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由2020年的2.9人提高至2022年的3.28人，这虽已接近“十四五”规划目标(3.93人/万人)，但与发达国家每万人口8~10名全科医生的数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进一步分析全国卫生人员机构分布可发现，截至2022年末，医院占比超过六成(60.7%)，基层医疗占比仅三成(31.6%)。

“大医院进不去，小医院不想去”，加之公立医院编制有限，薪资水平与部分医生群体的收入期待存在差距，不少历经五年制、乃至七-八年制的临床医学毕业生并未成为医院各科室的临床大夫。根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最新统计，临床医学专业每年毕业生规模约在8万~8.5万人，就业率在85%至90%之间，但很多医学院校毕业生进入医院就业的比例不到40%。

在基层留不住高水平医务团队的背景下，分级诊疗推进艰难。2022年，一、二级医院的诊疗量和入院量均较上一年有所回落，但三级医院诊疗人次与上一年持平(22.3亿人次)，约为一二级医院诊疗量总和的1.5倍，三级医院入院量则较上一年增加了382万人次。

为什么学医的人越来越多，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的缺口仍难以弥合?业界人士认为，伴随“医改”的深入，重视医生收入问题、通过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提高医生收入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11月初在国新办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与有关部门一道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优化医疗机构的收支结构，统筹做好支付方式和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表示，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需要在总量控制、不增加社会医药费负担前提下，逐步把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价格下放给医院自己制定。做到医务人员工资性支出主要甚至全部来源于医疗服务收入，药品耗材检查检验按成本收费不得有结余，若有结余则上缴财政。由政府有关部门核定医院业务收入总额，超出部分收缴。这样能够保证在不增加社会医药费总负担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

“医生下不到基层，关键在于医疗服务价格低”

毕井泉近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卫生健康大会上表示，中国医疗体系最突出、同时也是医改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医生的收入问题，一个是收入水平问题，另一个是收入来源问题。这两方面问题在基层尤为凸显，导致基层“缺医”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一直难以实质解决。

在毕井泉看来，从收入水平看，现在医生的收入水平不足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学医。据他介绍，2010年，国家研究制定全科医生制度的文件，并在北京召开有三所医科大学校长参加的座谈会。当时校长们反映，我国每年约有7万名临床医学毕业生，但最终成为医生的只有约35000人;2013年乡镇医院的医务人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只有2%。近年来，前述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小医院和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仍然突出。

“医生家庭的孩子70%不学医，医生职业吸引力相比国外有较大差距。”毕井泉说。

从收入来源看，2009年新医改文件中明确把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医务人员的工资性支出包括政府拨款、服务收费和其他经营的结余。但据毕井泉介绍，现状是政府拨款很少，医疗服务价格偏低，剩下的只能是经营结余。这种经营结余就是药品耗材、检查检验经营的结余。

在此背景下，“以药补医”的机制问题难以根除，并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的医生缺口问题。毕井泉表示，大医院有技术、有人才、有条件“以药补医”，以检查检验“补医”，而基层医疗机构尤其是执行药品经营零差率的乡镇医院，则严重缺乏通过上述手段“补偿”医生收入的“能力”。如果没有更合理合规的政策机制和手段，基层留不住专业人才的矛盾会进一步加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傅虹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目前，我国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被严重低估，亟需推进“高水平、弱挂钩、阳光化、责权对等”的医生薪酬体系和人事体系。这里的“弱挂钩”就是医生收入不与药品、耗材和检查挂钩，但与其服务量(数量和质量)挂钩。

傅虹桥举例说，通过多开药，医生可能也只能多拿30%提成。以100元的药费为例，医生可能提成只有30元，但是医保和患者的实际支出却是100元，造成大量的浪费。如果通过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将医生劳务价值提高2-3倍，直接将30元用于医务人员薪酬提高，那么医保和患者的实际支出就会节约70元，产生多方共赢的效应。

专家建议取消医疗服务政府定价，鼓励部分医生开办诊所

多年来，尽管各方均认识到了解决医疗服务价格偏低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实践中该项工作一直难以迈出实质性步伐。

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找不到定价的“锚”。给医疗服务定价，实际上是给医务人员定工资标准。在目前的体制下，很难脱离其他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单独定出医生的工资标准。其二，担心如果提高了医疗服务价格但药费、检查检验费降不下来，反而会增加社会的总体医疗负担。

“既然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体系内，难以有效上调医疗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