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个古典的报恩故事。

35年前读高一的少年杨文斌，上了当时全国中学校园里绝无仅有的美育课。多年后看了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他才恍然大悟，“不就是当年的我们吗?我们的经历可能还更早!”

意识到能接受“世界级美教育”是何等幸运后，今年2月和7月，事业有成的杨文斌先后设立北京大学“蔡元培美育基金”和王圣民美育基金，力图在全国支持和培养更多美育教师。

采访了王圣民，还有她的多位学生后，现在我确定这是一个相互成全的故事。王圣民的赤忱、历任校长的信任、学生的呼应、家长的支持，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容的社会氛围，让这门教材都没有的课，从最初的5分钟扩充到后来的45分钟，成为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延续至今的美育必修课。

教育家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教育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大转向中，美育可以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后来，蔡元培在北大开设并讲授美育。

在王圣民之前，没有中学教师，像她一样把美育带给青少年。多年来，她不仅培养了一代代学生，还写出专著《艺术欣赏导读》、《美丽课堂》，散文集《美育小札》。1999年，王圣民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美育特级教师”称号。

遗憾的是，24年过去，王圣民仍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者。

“无趣”与教育匮乏关联

去王圣民家那天，是8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天空飘着处暑过后的第一场细雨，风从窗外吹来，不时撩起夹着褐色大条纹的米白落地窗帘，宽敞而通透的客厅里，不溽也不热。

看着眼前充满亲和力的王圣民，让人觉得学生们在网上写的回忆中，使用频度最高的那些形容——美丽、优雅、有品位——绝非谬赞。

她一头浅板栗色齐耳大卷短发，佩戴粉色珍珠耳钉和项链，穿着酒红色收身短袖、银灰色半长纱裙，皮肤白皙干净，身材纤细挺拔，声音柔婉亲切。只有淡咖啡色镜片后微垂的眼袋，和眼角少许细纹，显出岁月在此默默徘徊。

地板新打过蜡，客厅里展示着她和丈夫东进生从国外带回的精致纪念品和摆件，风格不一的钟就挂了五个，“我们家有十多个钟，一个都不准!”王圣民笑着说，像孩童炫耀玩具。7月，他们去外地旅行时还玩了漂流。下船后导游才知道，这对身手敏捷的夫妻已经78岁、80岁，不禁十分后怕。说起导游当时反应，两人得意地笑了。

去东方卫视“东方大讲坛”做讲座时，王圣民语重心长地对台下的老年听众说，年纪大了未必就是“垂垂老矣”，要找个爱好，这样到80岁的时候生命力还很旺盛。但是很多老人说，无聊，“做事体噶么劲”。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这种状态。写东西的时候，从靠阳台的书桌，穿过客厅到餐桌拿东西，都要一路小跑。“为什么?我觉得来不及。这么多的书来不及看，这么多的电影来不及看，这么多的音乐没有时间听。我就跟那些老人说，如果年纪大了觉得无趣，生命力就不饱满，已经稀薄了。”王圣民认真地说，生命的稀薄，与小时候教育的匮乏直接相关。

王圣民78岁的人生，堪称半部中国现当代史——抗战胜利那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从小喜欢朗诵、戏剧，高中时是上海青年宫艺术团从全市挑选的四位中学生报幕员之一，一心想考艺术院校，结果被卡在家庭成分上，无奈读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大学毕业后，王圣民被下放到部队和农场，直到1970年，被分配到南洋模范中学做语文教师。

时代的波谲云诡中，王圣民的父母尽力给子女撑起一片宁静和自由。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鼓励几个孩子从小就广泛阅读。13岁时，王圣民在心爱的天蓝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上，抄下苏联诗人施巴乔夫写的《要善于珍惜爱情》，母亲看了也没说什么，“我喜欢这首诗，觉得很美，都背得下来。我妈妈很开放，不是看我写了爱情，就说我有爱情。”

上世纪60年代，大多上海人都像《繁花》中沪生的小学老师王老师那样，“永远穿着朴素的人民装”，外套几乎是灰蓝二色。王圣民的母亲却告诉她，女孩还是穿裙子好看，每次文艺汇演去报幕，她还会根据时节给女儿设计演出服，再让青岛带来的保姆缝制。

1963年读大学前，王圣民一直都穿裙子。几十年后开同学会，老同学还记得，高中时她穿过一身红色短袖衬衣、蓝色半裙。

他们要想把我“吃”了

一开始，王圣民不喜欢教语文，想过离开。当时中学语文教学非常死板，老师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的教师参考用书教学。教案里的内容，要么意识形态色彩太浓，要么观点空洞而苍白。从小阅读文学经典的王圣民觉得，这不是语文应有的样子。

到了1975年，适应上课节奏的王圣民，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教学。“我跟学生，也跟学生家长打招呼，说能不能在上课快结束的几分钟，讲些我认为该懂的东西?”得到一致赞同后，她把语文课分成两部分，前40分钟正常教学，最后5分钟内容变了，有时讲某幅画背后的故事，有时读一首诗，有时介绍诸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民歌如何诞生。

“这些学生在听语文课的时候，就这样坐着”，王圣民把双手松放到胸前，模仿他们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是等我讲到最后，全班的神态真的都不一样，都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