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瓦尔泽可有过笑的时候?或者干脆这么问——他有过年轻的时候吗?在他脸上寻找可能的笑容,就像在石缝里找掉在里边的花籽,也许能找到,但开花的把握是微乎其微的。
不高兴的人,满腹怨气的人,写出一本雄心勃勃的新作后不快地看着它落于读者手中的人,这就是瓦尔泽。他是一个联邦德国作家,1950年代曾是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的一员,这个团体为更新德国文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泽三部曲”的作者、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就是从“四七社”走出来的最了不起的小说家,马丁·瓦尔泽与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等跟他都是同辈人,都生于1920年代,在他们进入成人期时赶上了纳粹德国最强盛的时期,然后经历了战争和败北。随后冷战开始,在1961年柏林墙建起时达到高潮,而这批作家都在此前夕,也即个人30岁左右的时候,拿出了最早的成熟之作:恩岑斯贝格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狼的辩护》,瓦尔泽写出了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而格拉斯正在专心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久后也将惊动世界,那就是《铁皮鼓》。
虽然《菲利普斯堡的婚事》和《铁皮鼓》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小说,但瓦尔泽和格拉斯的气质很有些相似,都可以说是易怒的、胸有怨气的人。《婚事》的主角,有个联邦德国最常见的男性人名——相当于“张三李四”的“汉斯”,他到斯图加特的一家报社应聘,一直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可以在经济起飞的西德活出个人样子,成为有家有业的中产阶级,但最后一场空。即便是喜欢此书的读者,也不容易对作家本人产生好感,因为瓦尔泽的语调很不友善,书中无论男女都得不到他的同情,汉斯的野心和他常常产生的愤懑、鄙夷、嫉妒、失落交织在一起,他在奚落别人的时候也被瓦尔泽所奚落。瓦尔泽在求学阶段,以一篇分析卡夫卡的论文获得学位,到了《婚事》时,他的确找到了些许像卡夫卡一样写作的感觉。
瓦尔泽的“火气”
批评家们对瓦尔泽是很挑剔的。瓦尔泽笔勤善写,作品不断,但他的主人公的性格都不可爱。1960年代他完成了一组三部曲作品,基本都算失败了,其中的第一部《半时》还厚达900多页,但无论批评家还是读者都不领会他的苦心。在戏剧创作里,瓦尔泽有所收获,1963年他完成了《房间之战》,这是一部反映家庭成员在言语中互相疏远为敌的作品,但是那年,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上演,不但占尽风光,而且主题也和《房间之战》高度相似。瓦尔泽只得把它压下,4年后才搬上戏剧舞台。
要到1978年的小说《惊马奔逃》出版,年逾半百的瓦尔泽才算停止了和批评家的纠缠。这则中篇小说依然沿袭他擅长的嘲讽风格,却有些出人意料地赢得了批评界和媒体的肯定,他被基本承认为战后德国的一线小说家,也能和比如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这时的联邦德国早已度过了所谓“经济奇迹”期,是资本主义西方“大家庭”里的一根牢固的支柱。这批作家都是在经济腾飞、国家上升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才华如何施展?瓦尔泽的火气又从何而来?
作家会注意被繁荣所麻痹和掩盖的东西。人们在繁荣中容易沉迷于当下,容易野心勃勃,无原则地附庸于国家政策和权威话语。作家们预见到,西德的经济成就被视为一种赎罪,昔日纳粹帝国发动了战争和屠杀,如今西德人得夹着尾巴做人,听命于美国的号令,为西方世界作出贡献,“不谈过去”是他们心照不宣的原则。瓦尔泽在这方面是做得最彻底的:他书写的人物,都是一些没有过去,也拒绝过去的人,他们把自己塞进当下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刻,每一秒钟,像《菲利普斯堡的婚事》里的汉斯,脑子里从没有闪过个人的过往,从没想过比如父母、童年之类平常人都会一转念想到的事。
记忆即虚构
在《婚事》发表前后,瓦尔泽还写有一篇随笔,主题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瓦尔泽深读过也很欣赏普鲁斯特,但他却总在做一件不容易讨人喜欢的事。普鲁斯特主张过去不仅应该而且可以书写,更主张“寻找失去的时间”。普鲁斯特创造的文体使读者产生幻念,觉得时间真的在字句间华丽丽奔流,瓦尔泽却说,用干燥的、夹杂了思辨术语的话讲,记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回忆出来的事全是当下的虚构。
在1966年出版的小说《独角兽》中,瓦尔泽写入了这样一段议论,他的比喻质地干硬,好用抽象词,危机风格的叙事让人想起了萨缪尔·贝克特:“显然,人体的各个部分都是存不住记忆的。只有心的暗处保持着一点点残余的光亮。但它也不含有任何记忆本身,仅仅是苍白枯干的种种事情,甚至只有它们的公式,公式想使一个过往的时刻复现于手中。可你看,公式也是徒劳。手就不是用来记忆的。”
即使是在后来的一部被认为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迸涌的流泉》(1998年出版)中,瓦尔泽同样嘲讽性地挖掉了“回忆”与“真实”之间的通道。普鲁斯特的叙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是从食物的气味、衣服的色彩、人的影子、踩踏楼板的声音牵出一整套绵延的往事,可瓦尔泽说,你要是想着依靠一些来自过去的东西的帮助,比如精心选择的段落,比如恰到好处的气息,或是其他感官或大脑信号,来唤醒过去,仿佛它就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