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微博粉丝超350万的“北大呼吸发哥”，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下称“北大一院”)的呼吸内科主任，也是近二十年来人类两次面临冠状病毒侵袭时身处风暴眼的“白衣战士”——王广发。

王广发说，自上世纪90年代末来到北大一院后，“平”时门诊和住院部两头跑，间或受派去给地方的新疫情进行甄别、支招;“急”时去一线，睡过重症病房，提过政策建议。但不管怎样，“做的都是呼吸系统救治的事儿”。

作为新冠疫情期间“国家级”的专家，对于冠状病毒今后是否还会兴风作浪，王广发认为，是有可能的，并且目前国内“医防融合”还不够理想。

在他看来，未来，从基层诊疗手段、传染病专科医院救治能力、三甲医院呼吸危重症床位配置、封闭公共空间空气生物安全意识，到人类对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呼吸系统传染病的认知等，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为此，在继续恪尽呼吸学科专家“救人”本分的同时，“北大呼吸发哥”也还有很多公众科普的工作要去做。

“在疫情上不能捂盖子，要实事求是”

新冠疫情暴发再度唤醒人们对冠状病毒的关注，这三年多的时间，也让王广发再度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被更多人所知的“北大呼吸发哥”。几次率先发声的经历，亦让他感受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专家在风险沟通和传递信息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次“发声”是发生在新冠疫情刚刚暴发时。

2020年1月8日，王广发作为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随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前往武汉。当年1月10日，就新冠病毒发展情况接受国内媒体访问时，王广发按当时的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表示疫情情况并不十分明确，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整体“可控”，是否有传染性需要依据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不久之后，武汉疫情感染规模持续扩大，特别在1月21日他本人“首阳”之后，“可防可控”的观点受到质疑。

但如果再给他一次重新表述的机会，王广发告诉记者，他还是会坚持原先观点，或许会加以补充——“可防”并不是不防，需要积极行动才能达到“可控”的目的。

此前在经历SARS之后，王广发认为，我国传染病预警和救治体系已发展到了一个“国际上还不错的水平”。即便是起初对该病毒还不了解，基于一般传染病的应对方式，即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也可以做到紧急应对。

“传染病防控得实事求是，基于数据说话，基于现有的证据做判断。”王广发说。

从发现病毒到确定病毒基因组，需要一定时间。据王广发回忆，当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刚抵达武汉时，病毒检测工作还没完成。2020年1月9日，专家组最初希望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来初步判断疫情规模。但遗憾的是，除了华南市场比较集中外，病例从哪来、是否有传染性，当时的资料有限，很难作出确切回答。但武汉初期一直是按照有传染性来处置的。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王广发就进入到金银潭医院的ICU，试图对病毒的致病力做出临床判断。最初掌握的病人数约40人，专家组对确诊病例中的重症患者的影像学特征进行分析，观察到病毒性肺炎的表征，这与感染SARS及禽流感后特征类似，而从比例来看，SARS的重症比例为30%，当时新冠重症比例则在10%左右。

“根据这40多例感染病例，判断疫情的规模及性质，需要谨慎的科学态度。”王广发说。

2020年1月10日，也就是王广发接受媒体采访的当天，在国家卫健委的安排下，王广发与其他成员来到了发热门诊。之后几天，在收集到武汉多家医院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次数据后，专家组开始意识到，原先对疫情规模的了解存在盲区，疫情风险和防控策略亟需重新评估。

“有的医院报告出来说肺炎比例比去年同期高了17%。”王广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另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是王广发根据泰国对中国入境的旅客进行筛查的结果得出的。

“我当时留意了泰国的筛查结果：1万多个入境人员当中就能筛出一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王广发说，“可能存在不少没被发现的患者，存在人传人风险。”

2020年1月16日回京后，王广发自己出现了发热症状，根据后续出现的聚集性病例，王广发认为，疫情的判断已经越来越清晰：“这时候新冠人传人的特征已经很明显了，国家反应也很迅速，大概17号左右就派各地督导组往武汉派遣更高级别专家组。我们也通过相关渠道提出了武汉封城的建议。这不是因为我们前期判断上的失误，而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已经不一样了。”在之后的反思中他也提到，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还有较大完善空间，而最关键的是“在疫情上不能捂盖子，要实事求是”。

2020年1月23日，王广发已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正处于隔离治疗阶段，此时武汉传来封城消息。王广发认为这是举国体制下，在当时最小化新冠带来直接风险的必要手段。

对于网友的质疑，王广发曾公开表示“大家求同存异，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在他看来，立场、知识背景和所接收的信息不同，对疫情风险认知和防控应对方式的判断也会有所差异。社会个体的观感可能偏向主观，这就需要专家用准确的信息进行舆论引导，避免社会恐慌情绪并掌握必要的防护知识，以让社会固有的预警机制发挥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