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黄荣华从教39年来，有20年都在上海最好高中之一的复旦附中任教，后16年更是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他明显感到社会上的躁动和喧嚣，在打破校园的宁静。学生一届比一届优秀，每年有一两百人顺利考上清北复交等一流大学，但做事的目的性、功利性也越来越强。对此他很是忧虑：“要是做坏事，那不是更渣滓吗?社会位置越高，渣滓性越强。”

用课本讲公平和正义

与绝大部分在优渥环境中长大的学生们不同，气质儒雅的黄荣华出生在江西农村，经历过底层社会的磨砺。母亲7岁给人当童养媳，1949年被解放时才12岁，16岁出嫁，38岁去世。短暂的一生留给子女的印象，全是为饥馑焦愁、一天也不得停歇地劳动。“她是苦难的”，今年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周末，黄荣华在安静、敞亮的工作室里回忆起往事，忍不住叹息。2022年退休后，他被复旦附中青浦分校返聘，学校安排了一间专门的工作室，用于和老师、学生交流。

母亲性格忠厚老实，经常被人欺负，黄荣华也连带被喊作“蠢巴仔”。有一次，瘦弱的他看到母亲吵不过一个村妇，情急之下抱住对方大腿就咬，后来母亲搂着他哭。“那个女人穿着短裤，我印象很深，那是夏天。”

黄荣华在饥荒年代长大，直到1984年从九江师专毕业后，每个月有40多元工资，才真正吃饱饭，那时他已22岁。30岁以前，每到农忙双抢时节，还要赶回老家，顶着正午炎炎烈日，在水田里挥舞禾刀，帮父亲割水稻。傍晚时分，凉风拂来，苍老的父亲看着黄澄澄的稻谷，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满足。那一幕深深刻进黄荣华脑海，满身酸痛也顿时化为乌有。

“有了这些经历，在后来的课堂上我才会一直给学生讲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说人类的公平性。”黄荣华郑重地说，“但是越往外走越发现，真正的公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不公是永远的存在，尤其是一些与生俱来的不公没办法打破，比如说农民这个身份就是原罪，到今天为止依然还是。”他在新书《唤醒生命的语文教育》自序中说，因为出生在山里，走到山外后被叫“山里人”，进城读书，是“乡巴佬”，不惑之年到上海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变成市井俚语中常说的“乡下人”。

因此他特别喜欢鲁迅：“鲁迅也在思考公平，也要打破不公平，所以写孔乙己，写闰土。通过他的小说可以看到，底层在挣扎时，社会如果没有提供支撑，苦难的人就永无出头之日，祥林嫂也只能死去。”

语文是灵魂的事业

多年来，黄荣华对语文教学抱有一种使命感。在他看来，这门课不仅仅是高考试卷中可以让人实现跨越阶层或至少保持阶层稳定的150分，“还是灵魂的事业”。说起“灵魂”，他的口气显得自然而虔诚，“语文教育是一个善的教育、诗性的教育，而诗性就是高贵性”，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达到“人的觉醒”。

在课堂或者教学传帮带中，黄荣华总是紧扣有些语文老师看不上的课本，与社会、人生紧密融合，讲出新内容。有位他带教的初中语文老师上《爱莲说》前发愁，黄荣华就问，全文哪句话最重要?出乎意料，他不认为是脍炙人口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是紧随其后的“不蔓不枝”。

黄荣华说，这四个字就是今天社会现状的某种隐喻。“现代人面临的诱惑太多，‘枝蔓’太多。莲之所以能一直向上，是有定力、有自我，才能拒绝一切使它成为非莲的要素，最后‘出淤泥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有一段往事，黄荣华当时没给年轻的徒弟说。从江西调到上海后有几年，为了买房他经济压力很大，在培训机构教过课。但到2007年买完房，他就果断离开了。而“双减”前课外补习火爆时，很多沪上名师光是校外补课，一年下来收入就非常丰厚。“如果一个语文老师去追求钱、名声，完全被这些‘枝蔓’给牵引走，读文章的功夫就废掉了。”

他说，这就是经典的魅力，“所有的经典永远活在当下，否则经典就死了”。在黄荣华最新主编的一套丛书“复旦附中“双新”语文课”中，他说经典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学生构筑21世纪“中国人”存在的文化逻辑。

除了擅于挖掘课本，黄荣华还很重视写作。退休前，每届高一学生在秋季开学第一周的某天，都会被要求以“9月X日这天”为标题写篇作文，如“9月4日这天”“9月7日这天”。相同的题目一写就是近30年，佳作却寥寥无几。“他们写作文受‘假大空’影响套路化了，写东西的时候总是喜欢强调‘意义’。从小到大，写的都是特殊节庆日，别的时候就感受不到意义了。”黄荣华把写作当成学生精神的一种成长，出这个题就是让他们在学习压力越来越重、心理危机越来越多的当下，学会发现、欣赏生活，明白每个不起眼的日子，对自己的生命都有意义，“题目如果击中他们的困惑，就能触动他们的灵魂”。

“传授知识的真实性、阅读的真实性、写作的真实性，让学生做一个有真知识，有真阅读，有真思考，有真表达的人。”黄荣华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语文教学，然后淡定而自信地说，“有了这样一个真实的语文学习，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的高考成绩。”

对话黄荣华：很多学生从“精致利己主义者”变成了“工具人”

社会变化对校园影响明显

第一财经：你从1984年开始做老师，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