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医保局发布《关于我市第一批DRG付费和带量采购政策联动采购方案征求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市医疗机构将组成DRG(按病种付费)联动采购集团，由北京市六家三甲医院牵头成立采购组，针对运动医学、神经介入、电生理三大类耗材进行带量采购，并联动DRG付费。

所谓DRG付费，即按照疾病诊断、病情严重程度、治疗方法等因素，把患者分入临床病症与资源消耗相似的诊断相关组。在此基础上，医保按照相应的付费标准定额进行支付。

而带量采购与DRG付费政策联动，让医院和企业直接谈价，这种全新采购方式也系全国首次。

此次DRG联动采购较现在的集采有哪些特别之处，对参与改革的医疗机构而言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联动采购对今后各地开展相关采购是否有指导意义?

日前，国家医保DRG技术指导组组长、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郑杰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DRG联动采购是医改深入推进的必然结果。北京此次DRG联动采购也是在践行三医联动，将医保、医疗和医药连接在一起后，改革的格局得以打开。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会对全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医院直接跟企业议价

郑杰指出：“如果医疗机构主动接受改革，其对于市场空间、降价力度等拿捏得最为准确。”

如今国内医疗市场正面临着一场转型，即从无序扩张式发展，走向高效内涵式发展。围绕转型，近年来医保出台了诸多的改革举措。

例如DRG付费改革，通过鼓励医疗机构规范医疗行为，去除虚高价格水分，提高效率从而产生相应的效益，和原来多开药、开贵药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另外，集中带量采购，也是为了去除医疗产品价格虚高的水分，让利于百姓。

“虽然改革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确实给市场带来了比较大的震动。”郑杰表示，DRG付费改革、集中带量采购等措施单独实施后，打破了医疗市场几十年的利益格局，引发了市场的不稳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阻力。

在此过程当中，一些使用贵重耗材较多的头部医院的特色科室，就率先提出能否把上述两种改革结合起来，联动执行。

《通知》显示，此次参与DRG联动采购集团的六家医院包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由政府组织医疗机构去进行谈判将价格压低，压下来的价格再通过DRG返还给医院，从而做到结构调整。“这也是医院在改革当中找到了新的兑现价值的方向，这才有了现在所看到的DRG联动采购。”郑杰如是说。

在郑杰看来，一方面，联动采购能帮助医院有效控制成本，再利用DRG返还到医院，让其实现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联动采购让医院在面对改革时，从此前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既提高了医院参与积极性，也提升了改革效率。

截至目前，国家已开展三轮高值耗材集采，分别针对冠脉支架、人工关节、脊柱类耗材，平均降幅超过80%。以冠脉支架集采为例，临床治疗上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虽然均价上万元一个的支架降至700元，但此后一年间，市场上替代支架的药物球囊快速兴起，用量直线上升，且增速远超此前。支架只要700元，药物球囊却要两万元，使得患者治疗负担依然没有实质性减轻。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受限于专业知识相对欠缺，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控市场空间及降价力度，有可能会出现价格过低或过高的问题，从而产生次生灾害。”郑杰表示，例如冠脉支架集采后，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支架的价格控制下来，但球囊的价格又升了起来。与此同时，价格过低，还可能会出现降低产品质量、恶意的市场竞争等情况。而价格过高则意味着改革没达到效果，老百姓的救命钱没有发挥到最大效应，没有真正实现让利于民。

郑杰指出：“如果医疗机构主动接受改革，其对于市场空间、降价力度等拿捏得最为准确。因此，把政策的制定权、决策权还给医院，让医院来自己制定出更科学的方案，对于医疗机构主动进行自我规范的行为，也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这样一来，行业主管部门也从改革主导者退位成为一个组织者。”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DRG联动带量采购是以DRG病组为单位进行的统筹，即病组中所用到的所有的耗材的采购都要统筹考量，改变了以往以单个产品为单位进行的带量采购。“统筹格局的提高，也就不会出现类似支架降价、球囊放量的情况，也能有效避免市场出现新的利益诱导，真正地让老百姓受益。”郑杰说。

平衡多方利益

郑杰解释称，采用历史采购价的中位值作为最高有效报价，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承认市场的一个现状。

从文件对报价所作出的要求能够看出，此次集采政策力求多方利益的平衡。

《通知》显示，对于神经介入类弹簧圈产品，外省市带量采购非中选产品以其他省份集采中选价或中位数为报价上限;而对于运动医学类、电生理类及其他神经介入类耗材，则参考同一谈判分组中所有产品的历史采购价中位值，制定该谈判分组中所有产品的最高有效报价